与德美等国成功建交的消息冲淡了警政部对前清要员及民党整肃带来的恐惧。在陈超的严令下，国安总局于5月10日正式收手了。比江云预定的抓捕规模小了一半左右，大约还有60名左右预定的前清官员逃脱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打击。江云主持制定的在天津日租界诱捕善耆的行动也被陈超叫停了，江云知道命令来自于最高层，肯定是在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形势下的无奈选择，有些遗憾地撤回了潜入日租界的十几名行动处特工，备用计划随即启动，开始物色打入善耆身边的人选，江云判断经此一役，善耆已是惊弓之鸟，别说回北京，连公开活动也未必有胆量了，尽管他是晚清警察系统的主要奠基人。
整肃转入下一个阶段，一些疑犯开始走司法程序，属于军队系统的交军法部门，其余的陆续移交司法部。
醉心于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伍廷芳老先生在建国前即推出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破产法》、《婚姻法》等十几部重要法律，其中一些法律文本基本借鉴了之前工作的成果，经国会“象征性”地审议后正式颁布全国。按照立国原则，法律的制定权在国会，但现在的国会还是一个“橡皮图章”，需要大力建设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是崭新的一部法律，它正式将一夫一妻制写入了法律条文，纳妾成为非法行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博得知识界一片喝彩声。特别是文教部长蔡元培，连续三天在《教育报》上撰文对《婚姻法》的进步意义进行阐述，替司法部及国会当了一次免费的宣传员。这件事的背后有很多可笑之事，其中最可笑的是起草这部重要法律的先生们多是多妻制的拥护实践者，或者出身于多妻制家庭。不管怎么样说，公开的多妻制正式宣告结束了。
为此，文人们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嘴仗。十年前曾与龙谦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的辜鸿铭先生就持激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与龙谦的治国观点多有不合，辜先生拒绝了在新朝为官，而是进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当了教授，公开在讲堂上批评新《婚姻法》，说中国从来就是一夫一妻制，没有实行过多妻制，那些所谓事实上的多妻制理论都是强词夺理。还举出了什么茶杯茶壶论，将男人比作茶壶，女人比作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可能拥有几把茶壶。被学生们群起而攻之，成为一时之新闻。此君算是典型的保守派，不剪辫子，赞成裹足，对共和国推行的若干新政尽兴抨击，甚至直接点了龙谦的名，认为他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是罪大恶极的罪人。不过，此君的学问真是一流，并非沽名钓誉，所以，批评也罢，谩骂也好，他已久做他的教授，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回到正题。由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得审理谋刺案成为了可能。北京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开始审理这一得到中外关注的大案。很快，法院释放了被拘押十数日的宗社党要员铁良，理由是证据不足。但溥伟、载涛被一审认定有罪。
载沣因为铁良的无罪开释稍微安心了些，因端方给龙谦带的口信一直没有回复。载沣在压力之下给龙谦写了封亲笔信，为弟弟载涛和溥伟说情，要求龙谦念在其年轻给予宽赦。如有可能，希望援引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赦权力释放二人。并再次提出了皇室北去承德的要求。龙谦给载沣回了封信，拒绝了载沣宽赦甚至特赦的要求，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作为总统，绝不能干涉司法审理，至于特赦，法院并未做出最后判决，无从援引特赦。其次，谋刺国家元首不仅触犯刑法，而且危害***，不仅是针对我个人，而且是在颠覆政权了，似不符合特赦之例。至于北上承德，龙谦认为暂不可行，请载沣及前清皇室成员安心在北京生活。若要工作，也是可以的。龙谦在信中表示，对于前清部分人员的抓捕绝非有目的的整肃，而是就事论事。载涛犯罪，自有其一人承当，跟别人无涉。
在北京乃至中外关注这件大案审理的同时，因唐努乌梁海之战而中断的重要人事任命陆续公布，各省、直辖市的省长和市长人选确定并以政务院总理的名义委任，其中大部分一把手并非出身蒙山军系统，虽然有天下人治天下的美誉，实际上反映了蒙山军系统文官队伍严重缺乏的现实。一些人选是早已确定了的，比如浙江汤寿潜、江苏程德全、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山东张莲芬、云南唐继尧等，他们事实上已经“上岗”了，最早转入政界的邓清华此番获得了升迁，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兼北京市长，一些军队将领脱下军装转入了政界，副总参谋长，原山东军参谋长张玉林出任奉天省长，第9师师长郑双庆出任了黑龙江省省长，北方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范德平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第7师参谋长赵自立被任命为陕西省长，第8师师长姜义柳出任广东省长，而原先确定转业的第5师师长熊勋则接替了范德平在北方军区的职务，纷传被卷入谋刺案的北洋系军官陈宧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和不满三十岁的阎锡山以标统之职一跃而为山西省长最引轰动。舆论开始关注和研究省长们的出身派系师承，专注于整肃案的舆论被政界新星所吸引了。
龙谦确实没有干预警政部的工作，他在确认唐努乌梁海危机基本结束后，精力转到了外交和政务方面，外交已获突破，在于德美两国正式建交后，龙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政务就是第一位的了。
当前最棘手的是迅速展开工业布局，他已经决定由方声远带队出访美国，司徒均带队出访德国，寻求经济与军事的合作支持。前者是关键，建立一个相对完备工业体系需要科学规划，更需要大笔资金，依靠自身的积累是来不及的。龙谦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没有跟任何人说，所以方声远周学熙等人赶到有些不解。现在一面抓紧确定设备、技术购买引进的明细，一面研究探讨全国性的工业布局，先将最基础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比如采矿。同时，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复。龙谦希望至少获得五千万美元的贷款，这是一笔海量的资金，就算是富裕第一的美国怕是也一下子拿不出这笔资金。龙谦的计划是依托已经实力不俗华美机械，直接与美国几大财团接触，间接影响华府和国会山的决策，反正钱到位都花在美国，中国的现状是什么都缺，尤其缺少机械加工设备，那是有多少要多少，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了。
在办这件大事之间，龙谦督促政务院正式出台了公务人员薪酬暂行办法，解决了一件大事。
王士珍领导的民政部属政务院系统，有些不管部的意味在里面。当然，职责是基本明确的，主要是民生管理。该部内部设立的第一个业务性机构是统计调查局。各部内部的机构设置是部长的权力，连总理一般都不过问，总统就更不该管了，但一次就甘肃赈灾问题的汇报中龙谦听到了统计调查局这个名字，便好奇地插问，“聘卿先生，你再说一遍，你那个调查机构叫什么？”
王士珍却误会了龙谦的意思，以为是嫌他不信任地方关于灾情的报告了，“前清多有谎报灾情者，属下认为，核实当为定例。”
“核实是对的，我是问你那个调查机构的名称。”
“哦，统计调查局。怎么，不合适吗？”
“哈哈，合适，很合适。”龙谦有些尴尬，当初他曾恶趣味地想命名江云的部门冠以此名，没想到却出现在了民政部，“对不起，打断你的话了，请继续。”
这个统计调查局的作用还真不能小觑。在公务人员薪酬确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是一件复杂至极的系统工程。就算龙谦和他的战友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筹备，但还是有些重要事项未曾确定，公务人员薪酬就是其中之一。
从去年十月总部进京，组建了领导建国的军委会，一直到现在，中枢机关人员的薪水标准是方声远暂定的，分了三等，一等300银元，二等150银元，三等50银元。大人物们自然领了一等薪水，中层，如处长们就是二等了，绝大多数划入了三等，就是连龙谦的秘书王兆，领的也是三等薪水。
当然，军队系统依然延续了老办法。
为什么没有意见？大人物们不在意或者不愿提，蒙山军系统进入公务系统的不多，比如邓清华，长时间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家庭负担又小，300银元很不少了。前清、北洋、民党三系投靠人员，一来家底丰厚，二来享受了很多福利，比如住房，用车都是免费，三来也不敢提待遇问题。而中层和下层的薪水标准就当时的物价水平不算低，所以半年来一直比较平静。
但随着国会和政府机构的正式建立，官员级别正式形成，正式确定官员薪酬的呼声就高起来了。
政务院系统确定的各部机构设置等级分为了四级，部、厅（局）处、科。厅长和科长都列入了中层，同领第二等的薪水显然不合适。
这只是中枢而已，随着各省政府的陆续组建，公务人员薪水待遇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
原先曾明确反对细化级别的军队将领也转变了态度，变为支持了。龙谦私下对方声远和洪粤诚说，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啊。官僚化的迹象现在就出现了，你看吧，薪水问题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的，后面还有一个军衔问题，你我要坐在火炉子上了，屁股搞不好会被烧糊的。
龙谦的话里有开玩笑的成分，但其凝重的神态却让方、洪二人笑不出声。
龙谦知道，蒙山军原先那一套“军事**”制度肯定不行了。跟随他打天下的元勋宿将们要求享受胜利的果实，职务是一方面，待遇也很重要，如果不给待遇，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发生。
但是，薪酬问题却不是单独存在的，其牵连甚广。
第一，政府的机构设置及职数问题。政府刚组建，就出现调整机构设置的呼声。龙谦知道，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十几个部局肯定是不够的，比如周学熙的工业部，将来肯定会派生出若干分工更细的部局出来，但眼下却只能如此，尽量压缩部局的数量，同时尽量精简公务人员，也就是精简职数。
第二，公务人员职务消费问题。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龙谦是清楚的。如果开始不定好规矩，以后就不好处理了。如何确定公务人员的非薪酬待遇，直接决定着薪酬水平的确定。
第三，公务人员的薪酬确定原则。走不走高薪养廉之路？就历史而言，宋朝的公务员待遇是极高的，廉洁指数究竟如何，龙谦也说不准。明清两代公务人员的账面工资却极低，比如清朝总督是从一品大员，薪俸却只有180两，而且是年俸。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北京办一桌上档次的宴席，如果席面上有鱼翅熊掌一类珍肴，没有三十两白银下不来。一位类似于共和国大区司令官的高官，一年的薪水就吃半桌好菜？所以，贪污是必然的了。所以，才出现海瑞那样极端的清官，连吃一次肉都成了官场新闻。清代雍正朝之前，官员“正当”贪污的路子主要是火耗银子，火耗的水平基本看出当地主官的廉洁程度。所以，锐意改革的雍正帝才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政策，杜绝了官员对百姓的公开盘剥。同时推出了养廉银制度，等于承认官员的薪俸太低了。如两江总督，一年的养廉银就高达27000两白银，是其正常薪水的150倍！
共和国当然不能走清朝的旧路。
在建国之前，龙谦正式委托方声远牵头研究制定公务人员薪酬问题。为此，龙谦召集了军委会各局主要官员开了一个专题会，讲了他对机构设置，职数确定以及薪酬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时他便委托王士珍做一个专门调查，调查什么？就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百姓与官员的比例问题，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为零，但隐约记得一个资料上说西汉的官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约九千名百姓才奉养一个官员，之后就越来越不堪了，满清是多少，不知道。需要专门的人员查阅资料。
龙谦说，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薪水问题，第二是编制问题，第三是职务消费问题。
先说第一个。官员的薪俸来自税收，税收来自百姓，所以官员的数量和薪俸水平牵连甚广，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与其让官员低薪过苦日子，然后养一帮人监督官员，不如直接将薪水定的合理一些。合理是多少？济南的大学教授月薪300元，中小学教师月薪100月或者更多一些，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比大学教授？济南的工厂多，据说技术工人可以拿到30~50元，而一般的小工，大概在10~15元。好几年没有去了，不知道这个数字确切否。我说这些，就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中级官员不能高于大学教授，下级公务员不能高于中小学教师，这个原则希望你们考虑。高级公务人员，比如我这个总统该拿多少钱？大概让做具体方案的人感到不好办，我说一个标准好了，20倍！什么的20倍？就是普通市民收入的20倍。这是一个上限，很可以了，不能再高啦。我的薪水大概是系列中最高的，确定了我的，其他的就好办了。
第二个是编制问题。要特别注意压缩编制，你们或许不信，我说一个预言，编制总是要膨胀的，一直膨胀到老百姓承受不住，大家一起完蛋。所以，我们这些奠定共和国最初基础的人，要目光长远些。一个字，就是紧。机构编制要从紧，能用一个人的，绝不用两个人。副职的职数，原则上不超过两个，能不设的就不设，能用一个的就不用两个。我的意见，政务院在出台公务人员薪酬标准前，应当先将政府各部机构框架确定下来，搞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出来，不仅指导中央部局，也管各省，不然不好办。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编外”人员的问题。据说朱元璋曾因为江南某县一些不在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大发雷霆，杀了好多人。朱洪武是苦出身，晓得百姓奉养官员的难处，编制外的官员吃的也是皇粮国税，要严禁出现这种现象。许公持的警察厅就叫唤人手不足，希望开一个口子，允许他招募1200名编外警察，邓市长向我报告，我没有同意。这个口子不好开，一开就不得了。不信你们去问一问专家，看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们，有的，每当一个王朝快完蛋时，这种编外人员就格外多，等超过一定比例，王朝就轰然倒塌了。
第三是职务消费。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意思大家都理解。一些现象大家已经视为当然了，比如住房，比如用车，比如请客吃饭。很多人觉得，请客是为了公事嘛，外交局请洋人谈事，不能说是私事。理论上不能完全杜绝职务消费，但要定一个规矩。比如总理，比如唐局长，这类消费肯定少不了，让他们都自掏腰包，我担心他们不久就会打辞呈给我了。（笑）但不加限制会出问题！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就常请人吃饭，开销都是我的薪水，太太意见很大，连呼吃不消。（大笑）我跟太太说，凭什么我挣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有接待客人的意思在里面嘛。但太太不认这个帐，所以工作还得做，不然后院就不安宁。
我请客真的是为了工作，我相信大家也一样。但日子久了，问题肯定会出现，假公济私是免不了的。所以，我要政务院在研究薪酬、编制的同时，研究一下职务消费问题，将规矩立起来就好办了。职务消费花的是公款，是民脂民膏，所以必须接受调查审计，要过监察部那一关。发现经费使用不当的，要处理。轻则罚款，重则降职撤职，再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宣传局要在法律上完善这点。
总之，我的基本态度是，官员的薪水可以高一点，但要有限度。官员的日子不能自由，权力不能滥用没有约束。从我这个总统做起，你们各位都做好了，下面就好办了。共和国不同于满清，不同于封建王朝，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开创一个跳出治乱循环的盛世，必须严厉管制官员，而不是管制百姓！谁要是觉得当官太难了，请他离开好了。
根据龙谦的指示原则，方声远着手制定一系列制度。委托拟出任民政部长的王士珍进行调查，王士珍先成立了调查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广州、南京（江宁正式改名南京）六座大城市各类人员的薪水、实际物价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调查，形成了一份让龙谦颇感兴趣的调查报告，龙谦特意指示王士珍奖励调查局，认为这份报告做的极好。
目前，六座大城市的薪水和物价水平都不一样，最高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济南！这点大出龙谦的意料，本来他以为上海应当是最高的。
这个时候的物价比较低。就以上海为例，一石大米3~4元，煤炭一石一角四分，食盐一斤4分半，白糖一角一斤，猪肉一斤3角，活鸡一斤8分，鲜蛋一个2分，豆油一斤2角5分，煤油一斤6分，肥皂一块5分，一盒老刀牌香烟3分，绍兴酒一斤一角钱。调查局一名调查员拿了一块钱（银元）请客，六个人，茶资8个铜板，吃了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小吃，一共花了不到30个铜板。1块银元大约可兑换250个铜板（上海华元流通不算好，主要是银元和铜板）。
地价不等。上海在100~300元之间（地段不等），比南京、广州要高一些。南京郊区一亩年产400斤稻谷的农田售价不过120元。北京大致也是这个水平，而济南则高于北京，在150元左右。
就工资而言，工人的薪酬水平普遍高于警察，也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上海的巡警月薪在10~13元之间，但上海的纺织女工月薪约20~25元（技术熟练工）。济南更高，华源枪厂的工人平均薪水在40元以上，高级技工的薪水竟然达到了150元，一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一亩地了。而上海早已成立的卫生局的一名科长，薪水不过30元。
有了这份翔实的调查报告，方声远的工作就好做了。
在确定政府机构编制方案和职务消费规则之前，政务院首先拿出了公务人员等级级别和薪水标准的草案，几经讨论修改，报国会审议批准后算是定案了。
方案确定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简称公务员）等级共18级，对应确定薪酬。最高为年薪为总统，12000华元，最低为600元，是政府雇佣的杂役。最高和最低相差20倍。
龙谦感觉到自己的薪水有点高了，月薪1000元明显超过了他20倍的限额，但政务院及国会认为在限制了高级领导人职务消费后，这个薪水不算高。横向比各国元首，基本是最低的了。
这天，龙谦从石景山电厂工地回到西苑，在海晏堂大门口遇见了在国防军总医院工作的张红草。
“咦，到吃饭的时间了，为什么要走，留下吃饭吧。”
“不了。刚才跟夫人聊了好久了。”
“好久不见，最近好吗？”龙谦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女兵一直很关切，“陈淑为什么不送你？”
“刚来了客人，是方总理的夫人，我便告辞出来了。”张红草看周围无人，“司令，许小姐的情况你知道了吗？”
“什么情况？”
“她生了。”
“生了？什么时候？男孩女孩？她身体没事吧？”
“4月28日夜里。她身体没事。我刚从那边回来，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是个男孩子，很漂亮的男孩子……”
“是吗？她怎么说？”
“司令，你真的不管她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
“你跟陈淑讲了？”
“没有。要讲也是你讲。我说算什么？”
“她的态度我知道。其实，做一个普通人未尝不好……”
“她其实一直关心你。听说了国庆日的事，反复问了我几遍。司令，你的心太硬了……”
“红草，这件事我做错了。已经错了，再改错误就更大……她的性子很强，我知道。红草，到了我这步，一些事就由不得我了……谢谢你，我知道了。”
张红草看龙谦神态萧索，“司令，孩子是没错的，你不能让他没有父亲。”
“我知道，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