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夏人的治国之道是尊重君上的政教，虽然敬奉鬼神但却不把它当作政教的内容，接近人情而忠诚，把俸禄放在第一位而把威严放在第二位，把赏赐放在第一位而把刑罚放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政教可亲而不可尊；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愚蠢而无知，骄横而粗野，朴陋而缺乏修养。殷人尊崇鬼神，君上率领百姓敬事鬼神，把鬼神放在第一位而把礼仪放在第二位，把刑罚放在第一位而把赏赐放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政教可尊而不可亲；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心意放荡而不安静，争强好胜而不知羞耻。
周人尊崇礼法，贵尚施惠，虽然敬奉鬼神但却不把它当作政教的内容，接近人情而忠诚，它的赏罚办法既不同于夏，又不同于殷，唯以爵位的高低作为轻重的标准，所以他们的政教可亲而不可尊；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贪利而取巧，花言巧语而大言不惭，互相残害，互相欺骗。
孔子说：夏代的政令清简，对人民不苛求责备，赋税较轻，人民怀有亲上之心。殷人的礼法还算简约，但对人民苛求责备，赋税较重。周人设教，强迫人民遵循礼仪，虽尚未亵渎鬼神，而赏赐、进爵、施刑之类的规定就已经穷极繁多了。孔子说：虞夏的政令清简，老百姓很少怨恨的。殷周的政令繁杂，老百姓受不了它的繁琐。孔子说：虞夏的质朴，殷周的文饰，都达到了极点。虞夏虽然也有文饰，但没有它的质朴；殷周虽然也有质朴，但没有它的文饰多。
孔子说：后世虽有明王复起，也赶不上虞舜那么好了。他君临天下，活着时没有半点私心，死了也不把帝位传给儿子；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子女，既有哀其不幸的慈爱，也有为其带来实惠的教育；既有母亲之亲，又有父亲之尊，安详而受到尊敬，严厉而受到亲爱，富有四海而彬彬有礼，施惠于民而无所偏向。他手下的大臣也都尊敬仁义，以光说不做为可耻，重人而轻财，尽心于君而不犯上，尽管君之义而又顺从，文雅而又稳重，宽容而有分寸。《甫刑》上说：道德的威严使人敬畏，道德的光明使人尊敬，除了虞舜还有哪一个能做到这种地步？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主，要考虑好自己的建议，然后拜见君主，亲自向君主进言；君主采纳以后，臣下就要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兑现自己的诺言。所以君主可以责成臣下，而臣下应当为实现自己的诺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臣下的受禄不是无功受禄，言行相符，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也就很小。孔子说：事奉君主，大的建议被采纳，就可以指望得到重赏；小的建议被采纳，就只能指望得到轻赏。所以君子不因小建议被采纳而接受重赏，也不因大建议被采纳而接受轻赏。《易经》上说：国君有大蓄积，不仅和家人分享，而且和贤人分享，吉利。
孔子说：事奉君主，不应该用私人的事情去麻烦国君，不说华而不实的话，不是正派人的引见就不谋求进身。《小雅》上说：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只和正派的人亲近。神明听到这些，就会赐给你福禄。孔子说：事奉国君，如果是疏远小臣而越级进谏，那就有谄媚的嫌疑；如果是国君身边的大臣而不进谏，那就是空占职位，不尽职守。孔子说：近臣要辅佐国君，不使道德有亏；家宰负责整饬百官，各部大臣负责考虑四方的事。
孔子说：事奉国君，对国君的过失可以进谏，但不可以到外边宣扬。《诗经》上说：心里爱着君子，为什么不讲出来？内心深处总是希望他好，何尝有一天忘掉？孔子说：事奉国君，如果是提拔困难而降级容易，那么臣下的贤和不肖就区分清楚了。如果是提拔容易而降级困难，那么臣下的贤和不肖就混淆无别了。所以君子作为客人，一定要三次揖让之后才随着主人进门，而告辞一次就可离去，这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
孔子说：事奉君主，如果多次和君主意见不合，还不肯辞去官职出国，那肯定是贪图俸禄。即便有人说他没有这个念头，我也不信。孔子说：事奉君主，要以谨慎开始，以恭敬告终。孔子说：事奉君主，君主可以使臣下升官，可以使臣下降级，可以使臣下富有，可以使臣下贫穷，可以使臣下活着，可以使臣下死去，但就是不可以使得=臣下做出非礼的事情。
孔子说：事奉君主，接受任务时，如果是在军旅之中，就应该不避艰险；如果是在朝廷之上，就应该不辞微贱。处于某种职位而不履行相应的职责，那就乱了套了。所以国君派给臣下差使，臣下认为是力所能及的就加以慎重考虑而从命；臣下认为不是力所能及的就应该加以深思熟虑而从命。完成了差使以后就辞职退位，这表现了臣下的忠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