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语森的才华张俊义还是有信心他能够承担起拍摄《尖峰时刻》这部系列影片的任务的，在这个年代，张俊义估计，在华人导演当中，如果谁还能够成功的成为打入好莱坞导演圈子当中的一员，也就这个吴语森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了。
好吧，除了吴语森张俊义要想在矮子里面拔将军估计也没谁了，不信，看看吴语森在前世所取得的成绩吧。
1993年，正式赴美利坚好莱坞发展；4月，凭借动作片《辣手神探》获得第12届香江电影金像奖最佳剪接奖；同年，执导在好莱坞的首部电影《终极标靶》；该片在美利坚的年度票房突破3000万美元，这个成绩不仅使吴语森成功打入好莱坞主流商业片市场，同时也为他赢得了下一部电影的拍摄合同。
1996年，担任枪战动作片《断箭》的导演；吴语森除了为电影设计动作戏，还首次按照好莱坞电影的套路拍摄；该片在全球市场的年度票房超过7000万美元，并获得第5届MTV电影奖最佳动作场景奖。
1997年，吴语森开始拍摄好莱坞动作片《变脸》，他在片中维持个人风格的同时，还融合了好莱坞主流电影元素；影片在美利坚上映后获得7月份美利坚电影票房冠军，并被美利坚《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十大佳片”之一，而么诶李建个人则凭借该片获得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金环奖。
1998年，凭借动作片《变脸》获得第24届美利坚电影电视土星奖最佳导演奖。2000年5月，执导的动作冒险片《碟中谍2》在美利坚上映，该片延续其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并获得第10届MTV电影奖最佳动作场景奖；影片上映以后以5.45亿美元的票房成绩获得全球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2002年5月，在好莱坞中国剧院留下手印，成为首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华人导演；同年，拍摄动作战争电影《风语者》，这也是他执导的首部战争题材的影片，影片在美利坚上映三周票房突破3300万美元。
当然在好莱坞的风光，吴语森到这里也就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毕竟虽然在他的个人经历当中，《风语者》这部影片上映三周票房突破3300万美元的成绩看上去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但是一部电影上座率的高峰期其实也就是前三周了，但是《风语者》的制作成本可是高达一亿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所以上亿美元的投资结果换得的是不到五千万票房的成绩，这部好莱坞大片可谓是大扑特扑的。
以失败为结局的吴语森为制片厂商米高梅带来的是什么？很简单---破产！
这样的导演，放在好莱坞谁还敢用啊？
所以理所当然的，吴语森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到了香江。
要说《风语者》这部电影失败的最终原因，其实还是吴语森心太大了，大制作的电影不是随随便便就是谁都能拍的，对于米梅高来说，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他们忘记了，那就是高风险也意味着亏得一文不值。
虽然在之前的几年当中吴语森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在享受成功的同时一定要时刻的自我警醒，很可惜，当时的吴语森并没有做到时刻的警醒自己。
在张俊义看来，当时的吴语森确实是有些在成功的光环下认不清自我了，当时的吴语森其实并没有这么大的掌控能力，大制作不是每个导演都能成功的，也不是随便聘请几个大牌演员攒在一起，这部影片就能收获高票房的。
虽然张俊义一直在抄袭前世的成功的电影来塑造自己不败的金身，但是不管是他的脑中有的某导演的一世记忆还是他不断的在抄袭当中自我总结，反正现在的张俊义要说随便就能编写一部大卖的电影还不现实，但是要判断一部电影是不是扑街还是能够做到的。
要说电影成功的主要的要素是什么，其实拍摄一点观众喜欢看的电影，其实就是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的讲好。
其实关于一部电影成功的必备要素这样的问题的讨论每个国家的电影人一直都在研究和争论，毕竟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家说法不一，其实也大同小异。
在张俊义看来，电影首先注重的还是这部电影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才决定是否会看这部电影。毕竟一部电影最吸引人的还是故事，也就是故事的安排，看他是否有讲好一个故事，再好的故事放到一个不会用电影语言讲故事的导演手里，精彩度必定会大打折扣。好的故事必定要有一定的情感的表达和思想性，让电影不至于太空洞。剩下的才是是摄影、剪辑、镜头的运用、音乐都应保持着一定的精彩度，加上演员的表现，差不多如此吧。。。
简单来说，好故事，就是好本子。因为无论你的画面，人物，还是配乐特效，你都应该配合故事的进行。至于你的演员，配乐，特效，都是看你选择的制作团队。本子好的戏：别人问你这部戏如何？你能娓娓道来情节，演员，甚至配乐之类的…本子烂的戏：即便他做的再恢宏，再精美，演员阵容再庞大，别人问你这部戏如何？你只能说啊，那谁谁演的不错，或者那个什么特效碉堡了！为什么？因为整部戏你无法串联起来，你只能留下零碎的片段。
还是拿《风行者》来举例，虽然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友谊与责任的故事，影片大部分时间都侵泡在火药与博杀的世界中，却对朋友的友谊和军人的责任的关系的描写异常吝啬，尽管影片的有几个片断有这样的一点对话和描写，但都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空洞乏味，影片另一个失败之处就是詹姆斯?霍纳为影片所创作的音乐缺少新的音乐元素，却一再重复欧洲同类型电影的一贯音乐风格，沉重、阴沉、绝望、然后又是充满了希望，以至于整篇配乐显得相当平庸而乏味。
这就是吴语森失败的最大原因，因为吴语森的掌控力不够，所以导致了整部影片最后被他拍成了一个四不像。
电影的故事没有讲好，只是一味的追求大场景、大制作，最后的结果就是观众们不买账，电影最后只能以扑街来收场。
好吧，硬要说，吴语森华人的原因导致他最后被踢出好莱坞这样的借口也不能不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毕竟在好莱坞一个一线的导演还是有失败的特权的，只要他下部影片获得了成功，那么对于这个导演来说，他的事业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但是这类导演只限于美利坚国籍的一线导演，这就是好莱坞一线导演失败的特权。
人不能怨天尤人，毕竟谁叫最成功的电影圈子在美利坚的呢，要是华人的电影圈子成为了世界的第一影响力的电影圈子，那么这样的失败特权也就归属于华人了。
所以要想在好莱坞一直保持成功还是要时刻的警醒自我，通俗点说就是你要时刻的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呵呵，想到这里，张俊义知道自己的思绪有跑偏了，毕竟自己现在不是华人电影的救世主，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么高大上的话题，还是回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吧！
其实张俊义选择吴语森还有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张俊义有计划的准备让吴语森在拍摄完《尖峰时刻》之后就把《碟中谍》系列交给他的。
毕竟这部根据1968-1973年在美利坚CBS电视台播出的同名电视剧改编，故事围绕美国“不可能的任务情报署（IMF）”展开。该情报署的特工都身手不凡，而且他们也擅长使用易容术，让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供出情报的电影，张俊义可是清晰的记得在当时的全美票房没少圈钱的，所以既然能够挣钱的系列电影张俊义没有理由不提前把它剽窃出来啊。
其实吴语森辗转世界各地的电影圈子几十年来，辗转多地，拍摄的电影类型多样，也获得诸多的奖项。但是要说他最成功的地方，通俗点说就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张俊义个人认为就是他所创立的“英雄片”类型。
综合前世吴语森多年拍摄的成功电影，张俊义清晰的知道，吴语森在枪战动作电影中，开创性地糅合运用了诸如慢动作、音乐、构图等电影手段，使得激烈残酷的暴力场面获得审美化的效果，对世界动作电影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张俊义对于吴语森这个前世知名的导演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的话那就是【关键词】：吴宇森通俗剧暴力美学男性情义！
具体点来说就是：1.通俗剧的叙事建构；2.浪漫传情的暴力图景；3.盗亦有道的男性情义。
而这三个特点恰恰的符合了好莱坞电影成功的必备要素，美利坚的文化特点就是喜欢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在《风语者》之前的几年当中，吴语森成功了。
“通俗剧”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例如大喜大悲、表现夸张并善恶分明，将是非、黑白、褒贬高度戏剧化，不适用于表现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为了以情动人往往让主人公历经磨难，善恶双方在结局要决出输赢等。可以说，吴语森的电影正具有“通俗剧”的这些特点。在电影中，他娴熟地运用了“通俗剧”的手法编织故事、建构情节和塑造人物，将他所擅长的男性情义和视觉奇观缝合其中。
故事，即被叙述出来的事件，是伴随着一定的观念和情感而产生的。故事表明着叙事讲‘什么’，情节则关系到‘怎么讲’和讲‘哪些’。
到了好莱坞，吴语森在选择剧本时，依然会倾向那些现实中不常见的题材，例如猎杀活人的《终极标靶》、核弹爆炸的《断箭》、，而一旦拥有了自由的导演权力，吴宇森在《变脸》中又娴熟地玩起了警察与黑社会的“通俗剧”故事。
在选择“怎么讲”和讲“哪些”的情节方面，吴宇森遵循的依然是夸张、煽情的通俗剧原则，截取那些能够很快调动观众情绪的细节，尤其是将大喜与大悲相结合的手法常常出现。
一切的故事与情节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在吴语森的电影中，他善于塑造始而对峙、终而相惜的双雄关系模式。为了增添这种关系模式的戏剧性，吴语森常常将双雄身份分别设置为警察与匪徒。
因为从小的个人经历，吴语森自小丧父，家境贫寒，生活于贫民区，常受到帮会分子的要挟勒索，见惯了流血暴力事件，电影中的不少情节即是来源于早期的生活。
使得吴语森在自己的电影中非常喜欢表现暴力场面，但是他既没去展示原始血腥的暴力，也没有去展示杂耍化的动作，而是采取了慢动作、剪辑、构图等多样的电影手法去表现暴力，使得暴力场面消除了惨烈与恐怖，呈现出浪漫的美感，成为可以品味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吴语森的电影中，他依托香江中西文化交汇的后殖民处境，将枪战的终结场面常放到静谧的教堂里面发生，使暴力、枪支、血腥与圣母像、蜡烛、白鸽并置，赋予了枪战场面一种形而上的寓意。
在《圣经》中，教堂本是上帝的圣殿，是神圣的场所，大声喧哗都被禁止，而在吴语森的电影中却被当作暴力解决争端的场所。
正如慢动作的夸张一般，吴语森就是在如此看似不协调的空间内进行他的矛盾解决。就像是他拍摄的好莱坞影片《变脸》的大结局枪战，也是在教堂发生，狡诈的匪徒终被击毙。
总之，吴语森在他的电影中，不仅聪明地借用了教堂、鸽子、圣像等神圣的物件，为暴力披上了一层陌生化和审美化的外衣，并且使它们成为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