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内中国特种作战分队的大闹天宫让日军措手不及，尤其这些装备精良又会日语的特种突击队员，让日军部队有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杭州作为南京战役的物资集散地和兵站所在，都全然陷入了一片空前的混乱之中。
日军在南京的进攻愕然停止，以及其的炮击开始减弱，让林定远意识到了一定是特种作战部队在杭州的奇袭生了效果，于是连番的空中侦察现日军对杭州上空控制着非常严密，往往需要二个中队的bf-1o9战斗机掩护侦察机才能进入杭州上空，而且还需经过一番激战，才能得到侦察结果。
从参谋人员判读的侦察结果来看，杭州的日军后勤系统兵站物资储备仓库遭到大规模的袭击，日军似乎损失惨重，从杭州前往南京前线的日军运输车辆也相对的减少了六成之多，林定远为此长长的松了口气，可以说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部队在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的同时，也将日本人熬了个灯枯油尽。
南京的城垣已经被日军突破，固守南京的中国主力部队已经从战前的十九万人减少到了十万余人，日军付出的伤亡也过了十八万余人，其中十余万人为阵亡，如此惨烈的城市攻防战让日军惊呼不已，南京的惨烈程度远远的出了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攻防战，新式武器的运用也是部队伤亡剧增的一个主要原因。
实际上，林定远最为担忧的是前一阵国府方面的倒蒋风波的余波，可以说国府方面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在内斗是让林定远最不能够接受的。
林定远认为此番倒蒋不过是两广事件的余波的波澜再起，之前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领袖同为两广事变动者，在1936年初夏之交，桂系总参谋长李品仙曾秘密入湘，试图游说、联络湖南军阀何键一同北上抗日。
白崇禧则趁赴广州参加胡汉民葬礼时，亦曾鼓动陈济棠应当乘此时机，借抗日为名，动反蒋，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蒋介石势必无名阻止我方前进，主力兵力直逼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是为上策。
但是两广事变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事后均竭力否认此点，仅承认桂系是被动卷入，李宗仁称六一运动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桂系曾力劝陈氏不可妄动，但李宗仁奈何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贩卖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
林定远认为李宗仁未必说的是实话，陈济棠之所以动两广事变，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胡汉民死后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二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
为此济棠自然忧心如焚，决定先行动事变，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
而且，林定远清晰的记得陈济棠对自己与日本政要间的往来只字不提，林定远认为日本政府一度希图缓和国内与中国的民情压力，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为，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多至百余人，甚至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等等，也正因为这场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故而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一百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6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
也正是因为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明言西南军阀北上抗日为假，联日反蒋为真，事实上，陈济棠的联日反蒋之念由来已久，其在与日本合作时，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所谓精神意即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极愿与日本合作反蒋，而迫于舆论，面子上又不得不高举抗日旗帜，陈氏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此种难处。
所幸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在处理两广事变”时措置得宜，以和平团结之口号，消弭了西南军阀北上抗日的影响力，以内部分化各个击破的方式，将一场大规模内战瓦解于无形。假抗日使粤军将领对陈济棠离心离德，是南京内部分化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陈济棠被迫下野后曾懊恼反省，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
所以现在武汉和南昌方面余波未平的反蒋实际上是上一次两广事变的同路而为，不同的是从武戏变成了文戏，殊不知文武戏蒋介石都是高手，从来不惧怕有人跟自己玩小九九，只要国民政府一方不出问题，林定远自信在坚守十天，国民政府的野战部队大军势必从武汉、徐州三个方向对日军进攻南京的部队完成最后的全面包围，击溃日军主力于南京城下，全面扭转国内的抗战形势。
想到这里林定远不由自主的亢奋起来，但是蒋介石能否下决心与日军在京沪杭展开连场大战，这个恐怕还是未知数。
南京已然是一座孤城，中日两军连日交战死伤累累，毫不夸张的说，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完全的浸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