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作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数量大。
请看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语文作业。五个生字加拼音，每个字写二十遍，A、B本各写一遍，合计下来，共写二百个拼音、二百个汉字。此外还有三个造句。如果头一天生字本上有一个错别字，还要把那个错别字再写三行，也就是错一个字就再加三十个拼音、三十个汉字，前一天错两个，就要多写六十个拼音、六十个汉字——这仅仅是语文作业。数学、英语作业也不会少，数量上绝不逊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写多长时间吧，他刚上一年级啊！
第二种是惩罚性。
我看过一个初二学生的语文达标考试卷，上面有一些错，当天的语文作业是把卷面上所有的错误都改正，每个改正答案都写二十遍。比如一个字没写对，把这个字重写二十遍，这还好，如果一条成语解释错了，就要把这条成语抄二十遍。假如一段默写有两句以上的话没完全写对，或有五个以上错别字，就算全错，就要把这段文字写二十遍。
成绩好的同学和成绩差的同学的作业量，其差异是巨大的。显然，老师的用意主要在于让学生知道，考不好，没有好果子吃。
第三种是恶意评价。
圆圆初中时，她的一位英语老师，每次单词测验时，只要学生写错一个单词，就给打“0”分。圆圆也没少得零分。老师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孩子们知道，不想得零分就只能争取得100分。可这难道不是一个偏执狂的思维方式吗？它更像一个心术不正的人耍的小聪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当教师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4]这种恶意评价，只能导致学生们在测验中更不认真。学生们发现，这样的测试，写错一个单词和只写对一个单词得的分数一样，大家也就不在乎对了几个或错了几个了。
暴力作业这三方面往往是相随的，犹如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随一样。它不仅给孩子当下的生活带来痛苦，更破坏着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和意志力，对他们一生的学习情感、学习态度形成消极影响。
每个孩子在刚入学时都对学校生活充满向往，对学习充满好奇与渴望，你看他们刚入学最初接触到“作业”这个东西时，是那样兴奋和自豪，大人想不让他们写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们就厌倦了——有些字早就会写了，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写，既没有时间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觉。写得再认真，也总是会有写错的地方，一错了就被老师罚写更多，一个字甚至要写上一百遍……“学习”这个东西，好像处处和自己作对。他小小的心开始对学习产生怨恨了，他开始讨厌学习了。
厌倦是学习中遇到的最凶恶可怕的敌人，暴力作业则是把这样的敌人运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实是，有多少教师娴熟地运用着这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以为把知识运进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车上装的，已变成了“敌人”。而这时更有不少家长在旁边帮忙，强迫孩子接受这些暴力作业，加速着孩子对学习的厌倦。
有两个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师和家长偏爱暴力作业。
一是他们头脑中有一套逻辑，在这里我不客气地称之为“笨蛋逻辑”——认为多写多记就能多学到知识。他们认为一个字写二十遍就比写两遍好，一道题做五次就比做一次好。这真是把学习这件复杂的智力活动，完全等同于老婆婆的铁棒磨针了。他们不知道，大脑认知是个奇妙的过程，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感情的参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写作业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适才好。我们一定有过那样的体验，一个字写三遍还认识，写到三十遍时可能感觉越写越不像，写到一百遍就几乎不认识了。
那些怀揣着一套笨蛋逻辑的老师和家长，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面。他们不懂得用种种方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只是用繁重的作业把孩子的肢体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书桌前；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内心会起一种化学变化，会生成一种叫“厌学”的物质。
第二个原因是教师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学随机接触了几位语文教师。一位老师，她给学生布置写生字的作业时，总是让学生把一个完整的字先拆开了几部分写，比如语文的“语”字，先写一行“讠”，再写一行“五”，然后再写一行“口”，最后再合成一个“语”字，写两行。拼音也是拆成声母、韵母、调号三部分写，然后合起来写——就这一个字，总共写了九行。她这样做，确实在短时期内可以让学生记住了所写的那几个字，单元测验总能得不错的成绩，哄得家长们很高兴。而另一位老师，她在班里搞阅读活动，每天留很少的作业，让孩子们回家读课外书，学生在阅读中既提高了语文水平，又感到快乐。她的做法，无论对孩子们学习兴趣的保护，还是学习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远的影响。
但因为学校统一出的考试卷都是只考课本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阅读老师”班里的孩子考试成绩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师”的。除了学校排名带来的压力，还有来自家长的压力。
一些家长给“阅读老师”提的意见就是作业布置得太少，以及让学生回家看课外书浪费了时间。这位老师一直顶着压力这样做。她的学生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看不出什么，到了小学高年级，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识测试中，就明显超过了那些死学课本的学生。她说她自己对学生进行了一些跟踪调查，她所教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状态都比较好，几乎没有所谓的“问题学生”。而那位“拆字老师”的学生的成绩事实上很虚幻，后续问题非常多，不少学生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表现出厌学倾向，进入中学后，在学习成绩、学习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调查结果坚定了她这样做的信念。不过她也感叹，进入中学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学习兴趣的有无，谁能把它和小学老师的教育挂上钩呢？人们只会说某个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或越来越不懂事了。人们只能想到，孩子上中学遇到好老师了，或遇到差老师了。
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师”聊过，并非这位老师不知道她那样做的坏处。她说，反正我只教他们这几年，这两年他们成绩比别的班好就行，以后怎样，那不是我的事了。这位在教学上让学生饮鸩止渴的老师，她是学校的“名师”，家长们总是趋之若鹜地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送进她的班里。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时间里，班里语文考100分的人动不动就超过一半。
暴力作业产生的两个原因，反映的是我国当前教育上的两个宏观问题：一是教学评价的导向问题；二是教师的素质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解决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切入点。可现在种种责难却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问题的罪魁祸首；而种种所谓“教改”，都只是剜新肉补旧疮，或者是头痛医脚——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在这里无法展开评说。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业，我们该如何做？这一点我在另外两篇文章《替孩子写作业》和《不写“暴力作业”》中谈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要对暴力作业有认识，你如果经常有意精心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自然会想出来对付暴力作业的办法。
有时孩子遭受了暴力作业，却不去对家长说，不去求得家长的帮助，这还是要从家长身上找原因。
有个初一的孩子因为上课捣乱，被老师罚抄课文十篇，这个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课文抄完了。孩子宁可接受“刑罚”，也不向家长说，这种情况应该和孩子对家长态度的预感有关。如果平时家长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较随意地批评孩子，对学校教学充满了盲目崇敬，那么孩子凭直觉就会认为和家长说了也白说，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挨训，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业，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课文，第二天还是那样上学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损伤，什么也没缺少。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家长知道后还会窃喜，以为孩子多抄了课文就比别的孩子多学习了。他们没看见孩子受的内伤，这种甚至终身无法痊愈的内伤。
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它的坏作用，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让孩子罹患一种“厌学”的慢性疾病，摧毁他们的上进心，吞噬他们的创造力，消磨他们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会损害他们的道德品质。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事故天天都在全国大面积发生着。只要和中小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聊聊，就会发现“事故”不仅多，而且方式无奇不有，令人叹为观止。
多年来，儿童会不会遭遇暴力作业，全仰仗运气，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样的老师。只要不是各科老师都喜欢暴力作业，就已经是万幸了。
国家每年为教育科研拿出数字庞大的经费。师范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课题，中小学现在也都在做“课题”，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专心研究问题。为什么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的事没有人去关注？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教育专家学者们喜欢高屋建瓴地宏论，在事关儿童每一天学习生活的问题上却总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她说，以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孩子们写生字，每个字写三遍效果最好。这么一项简单而有效的经验——我认为这才叫“学术成果”——如果推广开，会让全国多少儿童减轻暴力作业带来的痛苦，甚至从此变得爱学习啊！它仿佛简单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比起那些和学校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以厚厚的书籍方式呈现出来、且总能端居庙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这位特级教师的经验如此朴素，却如此有价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广，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说教育行政部门，总是用“行政思想”来自上而下地管理学校，很少考虑用“教育科学理念”来细致入微地服务于学校。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仅无效，而且成为师生们新的负担。
2007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个小学生“减负”方案，要求小学生的书包不能超过六斤。政府给各学校下达规定后，并派员到各学校抽查监督。这导致学生们只好化整为零，先背个四斤的书包进去放下，再到校门口从妈妈手中接过一个五斤的书包背进去。联想到这么多年教育行政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只能说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脑子进水了。这个“减负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长时间出台，酝酿过程都没超越“拍脑门”的时间和水平。
“减轻学生书包重量”其实多半是个比喻性说法，“书包”在这里只是学业的一个象征。书包的实际重量和学生学业负担的轻重，有一些表层联系，但并不对等。“减负”应该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么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师只考虑怎样迫使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坐在那里抠教科书，怎样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别的一切活动中都吸引过来，那么负担过重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5]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已告诉我们学生负担过重的来源和解决方案，为什么不从这里去思考呢。
杜绝不同程度的暴力作业，才是最重要的减负行为。把暴力作业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让人看到它的破坏力，引起人们的警醒。
国家为杜绝各行各业的生产事故，不停地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办法。煤矿发生事故不允许瞒报，而且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但全国每天有多少暴力作业事故，在以一种常态合理地存在着？！
有谁来揭露这件事，有多少人听到了千百万儿童的呻吟？说得轻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坏了许多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说得重一些，它在蛀蚀和扭曲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什么时候能为孩子们出台这样一套科学的“办法”，让他们免受暴力作业之害呢？！
4 不是电脑游戏的错
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让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电脑游戏耽误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会有别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坚信使人堕落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心灵的空虚，或某些素质的缺失。那些在游戏中堕落的人，即使没有电脑游戏，也会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不可自拔。
圆圆十岁上初一时开始玩电脑游戏，经常玩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总是一玩就四五个小时，到寒暑假，能一口气玩七八个小时。那两年，她买的杂志基本上都是电脑游戏方面的，和同学朋友们电话聊天，也大多是关于电脑游戏的内容。
她玩电脑游戏是在我的怂恿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