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两只小手抓着栏杆，慢慢地一点点往上移，我在旁边护着她，提防摔下来。
这时，又过来一个比她稍大些的小男孩，看圆圆那样子，就也要从另一侧沿着栏杆走，他妈妈说：“好好走路，听话！”强行把孩子拉走了。
圆圆很费力地终于爬上了天桥，非常兴奋，还想沿着栏杆从桥这头走到那头。亲戚说：“圆圆乖，咱也像那个孩子那样听话，不走这里了，好吗？”我顾及到亲戚的情绪，也对圆圆说：“下来走吧，咱们快点走好不好，这样太慢了。”圆圆说不，又抓住栏杆，一步步往前挪。我看她其乐无穷的样子，也就不管她了。
终于过了桥面，该往下走了，她还是要好奇地尝试一下沿栏杆往下走的感觉。走了一半可能是没新鲜感了，也觉得确实不方便，才下来。
过这个天桥，本来一分钟就可过去，现在花去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能感觉出亲戚在旁边的不耐烦。她笑着对我说：“你真是个好妈妈，孩子这么不听话，你还那么有耐心，我看你总是听孩子的，她说要干什么你就让她干什么。”
我非常理解亲戚，她当时还没孩子，不知道每个小孩子都是“不听话”的。我在心里向她说抱歉。在成人利益和孩子利益间，我首先要选择孩子的利益，哪怕当时领的不是我的女儿，是她的孩子，我也愿意陪孩子慢慢过天桥——我们本来就是带孩子出来玩，为什么一定要把去天安门广场看作是有意义的，把过天桥看作是没意义的，孩子在哪里玩不是玩呢？也许在圆圆眼里，天桥比广场还有趣得多。
我和圆圆爸爸作为父母的“听话”在别人看来有时候做得过火。圆圆十二岁时的春节，我们开车从北京回内蒙古过年。本来计划初八走，吃过早饭后，我们都拎起大包小包准备走了，圆圆磨蹭着穿衣服，不情愿的样子，说奶奶家待那么多天，姥姥家才待两天，没和两个姐姐玩够。看她和两个小姐姐难舍难分的样子，都要哭了。我们考虑晚回去一天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和她爸爸回京没有休整时间了，头天下午回去第二天马上上班。于是决定当天不走了，脱了衣服，把已搬到车上的东西又拿回来。三个孩子高兴得跳起来。圆圆的姥姥担心我们这样回去会太累，觉得我们太纵容孩子了。
但我们这种“纵容”并没有把圆圆惯成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恰恰相反，她非常善解人意，凡见过圆圆的人都说她既懂事又稳重。她确实成长得比父母更完善。我们真心地尊重她的各种想法，尤其她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后，我们有什么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时，就会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想法，在她面前真正变成“听话”的家长。
作为家长，我们当然不是件件事都“听话”，在圆圆的成长中也跟她发生过许多冲突。但现在想来，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反映了家长的问题，也就是说都包含了家长对孩子的不理解或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得当。
圆圆大约四岁时，我和朋友小于带着圆圆和小于的小女儿暄暄到老虎山公园玩。我们沿一条小土路往山上走，两个小女孩跑在前面，她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我和小于跟在后面，一边聊天一边关照着前面这两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小姑娘。
她俩走着走着，突然都四肢着地，手膝并用地在土路上爬。我和小于看到了，都赶快喊她们起来。她们不听，还在那样爬，我们就跑过去，把她们都拉起来，给她们拍拍土，批评她们把衣服弄脏了。两个小姑娘都显得不高兴。
这件事像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一样，我转眼间就忘了。直到几年以后，圆圆小学四五年级时，她有一次批评我不好好理解她，忽然提起这件事。
圆圆说那好像是她第一次爬山，她当时和暄暄在前面走着走着就觉得很好奇：这明明是在往山上走嘛，为什么叫“爬山”呢？她们觉得“爬”这个词好玩，为了让自己真正“爬山”，决定四肢着地爬一爬。结果她们刚开始“爬”，我们就在后面叫起来，弄得她们很扫兴。
我听圆圆这样说，才想起好像有这么回事。我又心疼又后悔地问圆圆：“你为什么当时不说出你们的想法呢，要是妈妈知道你们是这样想的，肯定不会阻拦了，你们的想法多可爱啊。”圆圆说：“当时我们那么小，心里那样想，可嘴上一下说不出来。你们要是慢慢地问问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也许我们能讲出来。”圆圆接着批评说，大人就是经常不动脑筋，瞎指挥小孩，还总是怪小孩不听话。
圆圆的批评让我心服口服，是啊，爬山为什么不可以“爬”呢，“爬”是多么趣味横生的一件事啊！衣服脏了可以洗，磨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为了怕弄脏衣服这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把孩子这样一次充满乐趣的尝试给破坏了，唉，真是失误啊！
这种失误有多少，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去想。假如时光重走一遍，我一定会做得更好些，绝不那样武断地对待孩子。
儿童的意识发育和语言表达能力常常不同步，很多东西想到了，但说不出来，或者是说出来的和他们的本意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用得最多的表达方式是听话或不听话，顺从或反抗，欢笑或哭泣。大人不要简单地认为前者好，后者不好，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孩子“听话”。一定要从他们的各种表达中，听出孩子的心声。还要想办法引导他们用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我想起圆圆三岁半时的一件事。
那时她爸爸在外地工作，几个月回来一次。她很想爸爸，总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隔壁小朋友小哲的爸爸就不到外地工作。
当时电视里正播一个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连续剧，讲的是SOS儿童村一位妈妈悉心照料几个孤儿，和一位男士相恋但不能走到一起的故事。圆圆也跟着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
有一天的电视剧情是：孩子们不听话，把妈妈气得离家出走了，几个孩子没人管，吃不上饭，又想妈妈，好可怜。圆圆似乎很注意看这一集。
看完后，该睡觉了，我让她先喝点水，再去刷牙。她既不接过水杯，也不理睬我的话，而是就电视剧里的情节不停地问，我听出她是想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离家出走，为什么不要她的孩子们了，妈妈还回不回来？我被她问烦了，说别问了，快喝了水睡觉吧。圆圆勉强接过水杯，欲言又止，突然大哭起来。
她平时很少哭，这让我大吃一惊，以为她是替电视剧里的几个孩子着急，就赶快告诉她，他们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明天再看电视，肯定就回来了。圆圆哭声并没减弱，看来她想的不是这个。
我确信她不是因为肚子痛一类的身体原因哭，就问她：“宝宝你为什么哭，讲出来好吗？”我给她擦擦泪，又问了几次，她才一边哭一边说：“他们的爸爸哪去了？”我抱起她说：“宝宝不哭，你是不是想爸爸了，爸爸下个月回来，明天我们就给爸爸打电话好不好。”她边哭边摇头。看来她要的也不是这个回答。
我非常奇怪，亲亲她的脸蛋，鼓励她讲出原因来。她可能想讲，努力让自己停止哭泣，又讲不出来，有些着急的样子。
我就换个问法：“你是不是想让妈妈做什么事，宝宝讲出来，妈妈就去做，好不好？”圆圆点点头，她又很费劲地想想，说：“妈妈咱们换个房子，这个房子不好。”说完又大哭起来。
她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圆圆看起来又委屈又惶惑。我问她为什么要换房子，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个房子不好，我要换房子。”
我不知这个小家伙心里想什么，找毛巾给她擦擦脸，哄她不哭，让她说出来想换个什么样的房子。圆圆努力停住哭，看样子很想回答我，又说不出来，吭吭哧哧地干着急。
我想了一下，问她：“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的房子？”她点点头。这真是把我搞糊涂了，我们的房子她怎么会突然不喜欢呢，一定有另外的原因。我又小心地问她：“宝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房子里的什么东西？你不喜欢什么，告诉妈妈好吗？”
圆圆想想，一下又哭起来，边哭边说：“不要电视里那样的，不要大红盆的房子，妈妈咱们换房子！”我问她什么叫“大红盆的房子”，她边哭边往下面看去，用手指指地上放玩具的红色塑料盆。
我一下猜到原因了。电视剧里有个叫亚亚的小女孩，也是三四岁的样子，她的玩具被收在一个红色塑料大盆中。亚亚的玩具盆恰好和圆圆装玩具的盆一样。那个红色塑料盆多次在镜头上出现，我还专门指给圆圆看，说她和亚亚一样，都有那样一大盆玩具。她今天看到亚亚没有妈妈了，变得那么可怜，而她又不能完全理解剧情的前因后果，小小的心可能有这样的推理——有那样大红盆的房子，爸爸就会不在家，妈妈就会离家出走——所以她担忧极了。
我通过问话，引导她慢慢把想法说出来，果然是这个原因。
我就用她能听懂的话安慰她，终于使她相信，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家出走，爸爸以后也会和她每天生活在一起，这些和大红盆没有任何关系。
圆圆放下担忧后，愉快地睡着了。我看着她熟睡中恬静的小脸，觉得听懂孩子的心思太重要了。假如大人觉得孩子不懂事，不去认真理解她在说什么，胡乱地哄她一气或训两句，孩子的心结解不开，她会多长时间苦恼和不安啊！
生活中确实经常能见到一些真正“不听话”的孩子。
有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一位妈妈带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菜都上来了，大家正准备动筷子，小男孩突然要求妈妈带他到外面买一个什么玩具，妈妈说想买也得吃完饭再去吧。孩子不干，要立即走，不停地缠磨妈妈，和妈妈闹起了别扭，弄得大家都不安宁。
这孩子看起来确实是妈妈说的“特别不听话”，他似乎根本不能理解或体谅任何人。大家用各种办法劝说他等到吃完饭再去买，想逗他高兴，希望他吃点饭，他就是一口不吃，一句劝不听。妈妈不再理他，告诉大家也甭理他。
后来有个叔叔逗他说要跟他“干杯”，顺手拿过一罐可乐递给孩子，男孩接过来，看样子准备妥协了。正待孩子要打开可乐罐时，他妈妈赶快阻拦说别喝可乐，喝杏仁露吧。孩子说他要喝可乐，妈妈一把抢走可乐，递过来一罐杏仁露说，喝这个好。孩子不干，生气地说：“你从来都不让我喝可乐，天天光让我喝酸奶和杏仁露！”妈妈说：“给你讲过多少次，可乐没营养，喝那干吗呢！”
旁边有人劝妈妈说，要么今天破例一次，让孩子喝一次可乐，少喝一点。妈妈的表情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说不能由着小孩的性子来，可乐绝对一口都不能喝。“啪”地把杏仁露打开，倒一杯放到孩子面前说：“听话，喝这个！”孩子又气哼哼地拒绝吃喝。
我心里感叹，有这么“不听话”的妈妈，有听话的儿子才怪呢！
家长是孩子第一个且最重要的榜样。如果家长在任何事上都想说服孩子按大人的想法来做，整天要求孩子服从自己，就教会孩子在无意识间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人。幼小的孩子很快学会一套绑架家长的做法，“不听话”就是他们惯用的绳索，消极但有效。这种事件积累得太多，会形成极端心理，发展为一种偏执。
教育中许多看似司空见惯的做法，背后其实有很多人们看不到的错误。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听话”，这仿佛是为了孩子好，但深入分析，就可看到这是成人与孩子间的不平等。并非父母们不愿平等地对待孩子，而是不容易对自己的权威意识产生警觉，不曾意识到自己在孩子面前扮演了权威的角色。
哲学家弗洛姆对权威主义伦理学充满批判，认为它所主张的就是：“服从是最大的善，不服从是最大的恶。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不可宽恕的罪行就是反抗。”[6]
无论家长们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如果经常向孩子提出“听话”要求，并总是要求孩子服从自己，他骨子里就是个权威主义者。这样的人几乎从不怀疑自己对孩子提出要求的正确性和不容否定性，他潜意识中从未和孩子真正平等过，但在孩子眼中，他们只不过是些“不听话”的家长。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凡是那些非常自以为是、性格偏执的人，他的童年中一定有一段较长的必须服从于他人意志的生活。个人的意愿不断受到压抑，这是童年时代环境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一生难以完全愈合。很多人把这种偏执施行于自己的后代身上，又在后代身上留下偏执痕迹。
当然，做“听话”的家长绝不是对孩子言听计从，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对于孩子那些没有礼貌的发号施令，没完没了的交换条件，粗鲁无礼的话语，一句也不能听，否则就是纵容。“听话”与纵容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东西。“听话”的实质是如何理解儿童，如何平等对待儿童，纵容只是溺爱。“听话”培养的是具有民主气质的公民；纵容只能造出一个颐指气使的小暴君。
卢梭说：“当儿童活动的时候，不要教他怎样地服从人；同时，在你给他做事的时候，也不要让他学会役使人。要让他在他的行动和你的行动中，都同样感到有他的自由。”[7]用本文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家长和孩子都不要去控制对方，都要做“听话”的人。而家长作为强势者和主导方，是局面的开创者——想有个听话的好孩子，一定要记住：在孩子面前首先做个“听话”的家长。
6 学会开“家长会”
现在有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中小学生特别害怕开家长会，开家长会的日子已经成为他们的“受难日”，尤其是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男孩子，家长会通知简直是下达给他们的“惩罚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