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1/1)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战役(又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指1939年(民国28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继“二战”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和3个###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有两个因素令日军发动这次战役,其一是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罕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结果中国获胜。

日军作战计划:自从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整其侵华方针,对中国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同时放弃其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代之以持久战,重新整备武力,等待时机,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当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且对武汉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5个步兵师。日军11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于1939年春夏之间相继发动了南昌会战和襄东会战(即随枣会战)。经过这两次作战,日军攻占南昌并击退第9战区军队的反攻,获得了武汉安全圈的东南屏障,并打开了通往长沙的通道;同时,打击了第5战区部队,保住了汉水以东阵地,暂时缓解了江北的后顾之忧。8月底,日军又把进攻矛头指向了湖南。1939年9月1日,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方针:据判断修水河当面中国军为25个师“军为了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为此,日军计划动员了3个师团2个旅团约10万人的兵力。9月13日,日军秘密部署完成,日军第11军的战斗指挥所进驻咸宁,冈村亲临指挥作战。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为隐蔽主攻方向,迷惑、牵制中国军队,第106师团于9月15日先开始进攻,由奉新以西突破守军第1、第19集团军阵地,进出至其侧后,歼灭守军于高安西北地区;第33师团由通城向麦市、渣津突进。打击当地的中国军第27、30集团军。军主力于9月23日拂晓发起进攻,其中第6师团由新墙镇以西向汨水南高地正面突进;其左翼奈良支队由杨林街以西向浯口、汨水北岸突进;其右翼上村支队于9月23日拂晓在营田登陆;向汨罗江上游平江地区攻击前进,这三支部队协同歼灭该地区中国守军第15集团军。整个战役预计20-30天,10月10日至15日返回原驻地。

gmd军的防御部署:中国第9战区所辖范围主要是湖南及鄂南、赣省一部。战区跨湘、鄂、赣三省边区,东西以赣江、湘江为天然之境界,两翼又各有一湖,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恰成为整齐对称形之战场。日军大迂回之战法无从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而且在湘、鄂、赣三省相交的地区,群山纵横,地形复杂。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从而形成天然的防线。这样一种多山、多水的地形对部队行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由薛岳认为,只要利用这些良好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战区的作战方案大体如下:敌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南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战区拟予敌以严重之打击而开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先河,决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薛岳将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之点总结为八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随着大战的临近,薛岳也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当时,第9战区共有21个军又3个###纵队,共52个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配属4个军(第4、第5、第99及新编第6军)又1个师(第11师),总计25个军63个师50万人,投入作战序列的部队有21个军49个师又3个###纵队(实际参战兵力为35个师又3个###纵队30万人)。至9月中旬,其兵力具体部署情况如下: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15集团军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南江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第27集团军第20军前出咸宁、崇阳地区,第73军集结于渣津地区;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湘鄂赣边区###军位于通山、大冶、阳新地区;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另外,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的为第6战区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第87军等部),为了便于协同作战,该集团军配属第9战区指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赣北方面支作战

1939年9月14日,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部率先发动了牵制攻势。在这个方向的华军3个集团军7个军在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抵抗。

罗卓英对高安方向的布防是:滇军第一集团军第58军守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第60军守祥符观至故县线;19集团军32军(原晋军)守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线;东北军49军和中央军第74军控制上高附近。附近还有30集团军(川军)王陵基部2个军。

日军于9月14日夜首先向驻会埠的第60军第184师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便突破了第184师的阵地。日军攻占会埠后,第106师团兵分两路:一路向阴山村、罗坊西进,一路则向渣村、水口甘南犯。一路由高安以东的大城、鼓楼铺向第32军阵地进犯。17日,南犯日军先后占领水口甘、樟树岭;西进之日军则进占罗坊、治城,随后也转向南犯。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第60军和第58军的包围。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第32军则弃守高安。19日,日军占领高安。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

20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第9战区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区###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团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附近集结,准备西进。第32军一部则乘机于21日乘夜北渡锦江,击退日军,并于22日收复高安。

23日,日军第l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5~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攻占上富、横桥、甘坊,另一部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至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展开对中国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的攻击,30集团军且战且退。同时,罗卓英急调第60军和第74军对西犯的日军分别进行堵截。继而,双方在上富、冶城、甘坊一带展开了拉锯战。中国军队以攻为守,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反击,以达到消耗该部日军兵力,阻滞其西进鄂南、呼应湘北的目的。25日至27日,第184师由南向甘坊攻击,第15师在甘坊西与敌战斗,第183师在甘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覆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这时,主战场的日军已经开始后撤,106师团牵制赣北国军的任务已经完成,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务必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冲出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撤回武宁据守,赣北作战至此结束。

鄂南方面支作战

9月21~22日,集结于湖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指挥下,在鄂南发起攻势。其目的是从东边避开gmd军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在平江地区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gmd第15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第9战区对鄂南方向进行防御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由通城南犯后,首先以一部兵力向第79军正面阵地南江桥进行佯攻,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准备绕过幕阜山东侧,经白沙岭向长寿街推进。杨森很快判明日军是企图切断第79军退路,然后加以包围歼灭。他立即向薛岳报告,同时急令通城以南的第20军由西向东侧击日军。薛岳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这股日军若是与湘北日军会合,那么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第15集团军就会受到夹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急忙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和由东向西侧击敌人,对日军构成南北夹击和包围的态势。

22日,日军占领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79军第140师因伤亡过重,撤出麦市,随后,在麦市以南地区与赶来增援的第20军第134师并肩战斗,继续阻敌南下。日军在攻占麦市、桃树港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第20军第133师在苦竹岭、南楼岭、葛斗山一带设防。但因兵力单薄,在日军的进攻下被迫撤走。次日,第140师1个团经过反攻,夺回南楼岭、葛斗山两高地。日军第33师团被阻止于大白塅、鸡笼山、磐石、箭头、麦市之间,不能前进。乃改向苦竹岭攻击,然后进入修水县之桃树港,向长寿街方向前进。途中又遭到第20军第133、第134师在白沙岭堵击,第79军第82师及第98师在右侧面的侧击,到桃树港时,又被第140师侧击,伤亡较大,进展缓慢。30日,日军第33师团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日军两条战线联成一线,但预计包围的中国军队15集团军已经后撤。2日,第33师团开始后撤。后经渣津东攻修水策应第106师团撤退。第79、第8、第20军及第30集团军互相配合,多次对撤退的日军进行截击、夹击。10日,撤退的日军退回通山、通城一带原防地。

湘北方面主作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9月18日。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塘河以北的中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在湘北方面担任守备的gmd军队是由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其部署是:第52军扼守第一道防线,即新墙河防线,配置在右起杨林街、左至洞庭湖东岸的九马嘴一带;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的江岸;第73军控制着汨罗江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攻下第52军两处警戒阵地的同时,也攻占了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下燕安、马家院等前进阵地的重要据点。第52军部队被迫撤退到新墙河南岸。关麟征在接到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失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第37军除留下1个师守备营田外,余皆调至新墙河南岸,协同第52军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第37军原防线交给前来增援的第70军守备。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但是,日军突然又使出一手杀招,上村支队奇袭营田。据冈村回忆:“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这个决心下的非常及时,日本军对关麟征的不配合非常不满,在战史中大骂关麟征战斗意志薄弱,苦心经营半年到一年的阵地居然都不战放弃。

薛岳决策守长沙

薛岳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接着,薛岳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就在薛岳准备实行新的作战计划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以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就不断接到有关此次会战的战况汇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第9战区的军队却鲜有胜绩,这令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安。因此他对保卫长沙已不抱希望。而且随着国际战端的掀开,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会愈坚,占领全部中国的野心会更切。而中国在当时无力击败日本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亡国,以待他日后发制人,在白崇禧的建议下,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决心定下后,蒋介石立即让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他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姑且不论薛岳究竟出于何目的非要坚守长沙不可,不过,日军这次还真的未能攻进长沙。这一点确实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当新墙河南岸的gmd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gmd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gmd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gmd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却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gmd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gmd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gmd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国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gmd军两道防线后,gmd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gmd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gmd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gmd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gmd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gmd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gmd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gmd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是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的意义

伴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束,gmd方面有关“湘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gmd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gmd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gmd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gmd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那么,这一仗究竟是gmd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zhmg史丛书amp;#822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中国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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