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末，中央任命程子华同志为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从此结束了长达二十二年的戎马生涯，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山西工作期间，程子华同志重点抓了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并把军队的协同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各部门的工作中去。一九五零年十月以后，他调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领导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创建，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3种形式和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八年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干部学校（现北京工商大学最早前身之一）校长。一九六零年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一年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效地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四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他根据毛主席同志提出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发动各部门通力合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建设了一批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重点的厂矿和军工企业。特殊时期期间，程子华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错误地长期关押，身心受到了严重损害。在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与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双手严重残疾、生活难以自理、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写出了长达万言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情况总结》。这是一份珍贵史料，周恩来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七五年以后，他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写出了《我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一九七八年三月程子华同志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他不顾年老体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民政部，使全国的民政工作走上了正轨，出现了新的局面。他非常重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广大民政干部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对民政系统和民政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主持了《选举法》的修改工作，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进行选举试点，并组织领导了特殊时期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县、乡选举。为了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他率先推动了扶贫工作。他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残疾人事业，经常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察看灾情、访贫问苦，亲自批阅和接待了大量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程子华同志在全国政协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期间，继续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大量重要工作。他筹建了黄埔同学会，参与了三峡建设调研工作，关心体育事业。
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三大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拥护以江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还十分关心国家制定的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程子华同志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十一分，程子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程子华同志的一生是**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期的**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叫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做一件爱一件，件件都能做出优异成绩；他功高不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有党和人民；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公道正派，敢讲真话；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爱护下级，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家的道德风范，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学长好，陆军官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员程子华向你致敬。”这一点不用林彪说，程子华就首先的向张心好的杜聿明打着招呼。
“子华，当然认识，我们不仅是校友，还是老乡呢，对吧。”张心这个时候对着程子华说到，其实，张心知道，未来的程子华还是山西的父母官呢。
“张心，这个是我们的辽西军区的副司令洪学智同志。”林彪有介绍到。
洪学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业协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八八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因此被人称之为“六星上将”。
洪学智同志，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双河区黄鹄寺乡小河口村（原属河南省商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二八年冬参加中共地下农民武装联庄队一九二九年三月，参加赤城游击队，后参加商南起义。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十二月随赤城县游击队编入红一军。土地**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参加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所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红四方面军三个模范支部之一。一九三二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西征，任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先后参加了枣阳、新集、漫川关、王曲、子午镇、仿锽镇等战役战斗。在川陕**根据地，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斗争和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为创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率部参加并参与指挥了空山坝、三江坝、旺苍坝和万源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他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方面军领导的表扬。一九三五年三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率部参加强渡嘉陵江、土门、包座、绥崇丹懋、天芦名雅邛大等战役，并负责方面军的后方收容和筹措粮草等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头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获得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解决了红军的粮草供应，扩大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一九三五年七月，奉命接应中央红军，组织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受到刘少奇同志的赞扬。一九三六年十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一支队支队长、第四大队副大队长。一九三九年七月，率第三大队学员随抗大总校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战役战斗。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六省，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受到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随后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在陈毅校长领导下，坚持抗大办学方针，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干部。一九四一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临危受命，掩护新四军军直机关和抗大五分校安全转移。同年十月，任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领导盐阜军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受到华中局特令表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师长兼政委指挥了夏季攻势作战和苏北反顽斗争，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歼灭大批日伪军，扭转了不利态势，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北我军转入反攻，他参与指挥了解放阜宁、车桥、淮阴、淮安的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与黄克诚同志率部进军东北，执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疏通了承德到辽西的铁路，确保及时输送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一九四六年二月，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攻打通辽、中长路阻击战、四平保卫战等战役战斗，遏制了敌人战略进攻势头。一九四六年七月后，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领导剿匪斗争并取得胜利，巩固了北满根据地。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三下江南的作战。围攻城子街，全歼敌新一军八十九团。强攻德惠坚固设防之敌，在东北战场上第一次指挥步兵、炮兵、坦克诸兵种协同作战，为我军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正规攻城作战取得了经验。又率部参加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在夏季攻势中，他率六纵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歼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又追歼敌暂编第二十一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进行四平攻坚战，与敌血战15昼夜，给国民党守军以沉重打击。在秋季攻势中，连拔敌吉林外围据点，击毙敌二师少将师长，为攻取吉林创造了条件。在冬季攻势中，与兄弟纵队配合，取得了新立屯战役胜利，围歼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以极大震撼。他率部运动歼敌，接连攻克辽阳、鞍山、营口等重镇，全歼敌五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等3万余人，受到毛主席主席和东总领导来电嘉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洪学智同志率领部队参加平津战役，先截断平津之敌联系，封堵了北平敌人海上逃跑之路；同时遣所部主力十七师参加天津攻坚战，为平津战役胜利作出了贡献。此后，他任四十三军军长，率部作为四野先遣兵团南下，途中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一九四九年五月，指挥四十三军发起渡江作战，从黄冈、黄石、蕲春三地渡过长江，迫使武汉守敌弃城南逃；后指挥所部参加湘赣战役，攻占鄂城、大冶、九江、南昌等城市；继而参与指挥广东战役，解放了广州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学智同志任中南军区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第十五兵团进军广西的作战行动，参与指挥渡海作战，取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重大胜利。直接指挥广东剿匪斗争，巩固了广东治安和社会秩序。一九五零年五月，指挥发起万山群岛战役，击沉敌舰四艘，重伤敌舰队司令，创造了木帆船打军舰、以劣胜优的奇迹，受到毛主席主席的嘉奖。
一九五零年七月，洪学智同志调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同年十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他分工负责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参与领导指挥了第一至五次战役和其他历次重大战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和谋略，并在保证志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赞许。一九五一年六月，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领导志愿军后勤指战员浴血奋战，在没有制空权和频繁遭受洪水袭击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夺取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积累了一系列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经验，已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一九五四年二月，洪学智同志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他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是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一九五九年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洪学智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进藏了解平叛作战和后勤物资供应情况。他深入前沿部队和后方兵站医院，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为平叛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特殊时期”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一九七零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七二年在毛主席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一九七四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
一九七七年八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洪学智同志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九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带领军工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恢复生产秩序。他严抓武器生产质量关，保证了部队自卫反击作战的武器装备供应。他在狠抓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研制的同时，大力推进民用产品开发生产，使军工企业走上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正确发展道路，为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八零年一月，洪学智同志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清除“特殊时期”对后勤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迅速消除了总后系统的派性，妥善解决了“特殊时期”遗留问题，使全军后勤工作很快步入正常建设轨道。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成为全军后勤指战员做好新时期后勤工作的行动准则。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和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提出“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科学合理地确定军费投向投量，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困难情况下，保证了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需要。他积极稳妥地推进后勤改革，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保障体制，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供应管理体系。他倡导“勤俭建军、艰苦奋斗”的方针，大搞农副业生产，弥补军费不足，并在全军实施“斤半加四两”的副食标准，明显提高了部队的生活水准。他积极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亲自组织领导进行边海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受到中央军委多次赞扬，在全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九八七年再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军队全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退出军队领导职务后，洪学智同志出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他团结带领编写人员，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高质量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受到了军委和“四野”老同志的一致好评。
一九九零年，他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业协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一九九三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业协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为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洪学智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八八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洪学智同志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第一次任职时期：一九五七年五月—一九五九年十月，前任：黄克诚大将；继任：邱会作中将；第二次任职时期：一九八零年一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前任：张震上将；继任：赵南起上将。
洪学智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家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才能，对我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教育工作、装备工作，均有重要建树。
他身经百战，多谋善断，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他军政兼备，文武双全，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政治工作中有许多新的创造。
他具有很强的创新和统筹能力，善于科学调配后勤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勤保障效益。他不仅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后勤保障的宝贵经验，而且对新时期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不断开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双河镇，是一个“鸡鸣狗叫听三省”的地方。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开国上将洪学智就出生于此。洪学智1929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随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进入川陕根据地后，先后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战役。一九三五年三月起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于十二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五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地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尔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到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那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着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四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红四军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饥，红军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甚至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十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五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五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两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十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十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两千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三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