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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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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
1948年的年初二,白莎走了,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等初五开了市,我带珊儿去照了相,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
事做完了,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春暖花开之际,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
若颖回了信来,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看着心里既暖还愁。她信上说,内战日激,山东、河南都在打仗,火车不安全,飞机票又太贵,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
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可谁知到了八月间,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可这安排却也蹊跷,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独自听他讲明来意。
那人二十几岁,身材高瘦,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他别的没有多说,只是拿出个包裹,说是白莎给我的,看了便明白。
包裹不大,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拆开来,先看见一张便笺,上面几个中国字,确是白莎的字迹:“舅舅,这本书我已看完,先还给你。”。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笑面人》。
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红星照耀中国》最后的章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书寄了出去,白莎没再寄回来,却不知她还收着,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
凭着记忆,翻到我上次的留言。果然,那几行盲文仍在,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盼女心切,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先去庆哥夔州老家,然后再母女团聚。
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可这样,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设了这么几重机关?
心里如此反复几次,却也只是一瞬。毕竟是白莎所请,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心里真是舍不得。孩子这么小,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想到这儿,心里浮出了个念头,便向着年轻人问道:“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珊儿这么小,怕和你认生,不好带的。”
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可谁知听了我的话,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说道:“白姐其实和我说,您一定会要跟着的。我怕这样太麻烦您,开始就没敢提。”
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免得后来认生。而那边,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想来她也真是可怜。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如今说走便走,也没个只言片语,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确也伤了她的心。
我看她也心痛,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待得越久,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
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第二天便启程了。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
到了万县,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说是再往下去,路也不好走了,怕我吃不消,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
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而如今才只三天,却真的觉着太短了。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不是外人,将来总是能见着,也就由他们去了。
我和德诚讲,白莎也该是在万县,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德诚说着出去查访,我却也没有答应。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
此后一个礼拜,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可临着要走了,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女的。刚一听这话,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可却也不敢多说,只是闷在心里,整日忐忑。
在焦心中回到重庆,不安之感愈发重了。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更能从旁打听,所以迟迟不愿动身。
过了一个礼拜,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便心存侥幸,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
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而多了几分勇武。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广寻门路。
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又曾在蒋夫人身边,终归与旁人不同,谁知一个月跑下来,好脸的是官样文章,软硬搪塞,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若我不放手,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
如此忙着搭救白莎,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先是九月底的济南,然后是锦州、长春、郑州、沈阳。关外,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
双十节那天,我给若颖发了电报,庆贺抗儿四岁生日。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虽然电路尚通,可北平人心惶惶,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
遭此乱世,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将她解救初来,永脱险境。可那一边,想想若颖母子,身陷孤城,却真怕城破之时,会是玉石俱焚。
两相牵挂之中,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若颖那边没了音信。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平汉线早已不通,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
重庆这边,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便都是摇头,劝我断了这念头。那里说情没得用,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也是保不出来。唯可用的有两条路,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
说道中央大员,我便想到了俞先生。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总算是故人,或许能帮上忙。
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未敢提及详情,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俞先生倒是爽快,即日便复电,邀我赴宁详谈。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便说日下航班不稳,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
到得机场,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眼下已是一票难求,特别是去往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动辄要用金条来换。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
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却挤上了二十五人。客人落座不久,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此时能搞到机票的,总是有办法之人,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裹在冬日的棉袍、皮袄中各想心事。
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街面上甚是冷清,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
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也难怪,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加上一道大江,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若是徐州再败了,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旧戏了。
俞公馆在城北,一座三层的洋楼,倒也巍峨。墙面是土红素面,间以红砖装饰,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那晚恰逢阴历十六,天空明净,月色正浓,透过梧桐树的枯枝,让满院落叶披霜,撒下几分颓暮。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也不禁唏嘘,这不正应了那“空照秦淮”一句嘛。
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也有五年未见了。他依旧是一头短发,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我与他相识在少年,时间虽久,但也尽是君子之交,更少谈国事。此番见面,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
见到我,俞先生倒颇是高兴,握住手不放:“老李,真是凑巧,昨天刚接了表兄,今天你这又到了。”
“陈先生也在南京?”我惊喜地问道。
“他想去南边,或广州或香港,还没拿定主意,今天去上海了。”
听了这话,我叹道:“咱们这帮哈佛的老友这些年聚少离多,还真是想念当年啊。”
“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我听他这话里也是百感交集,也不禁叹了几声。上了楼梯,在书房落座,俞先生似是想起什么事情,拿起了日历反复翻转了几篇,“老李,你看看,今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啊?”
我有些诧异,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事,便帮着他找到十一月的第四个周四,阳历是二十五号。
“怎么想起感恩节啦,”我问道。
他微微一笑,不大的眼睛里露出了狡黠和自得的笑容。用手指敲了敲头,笑道:“老李,我比你还大着几岁,可这儿看来还没生锈。刚才提起表兄,我就忽然想起来了,一九年的感恩节,不是和你一块在那个牧师家里吃饭,表兄还搞得人家好尴尬的。”
听了此话,我苦笑道:“老了确实是老了。都快能纪念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听到俞先生提起白牧师,正好给了我一个话头,便接着说道:“大维兄,你这刚说道,咱们相识也三十年了。也能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吧。”
俞先生见我面色凝重,不知我心事,便道:“老李,这是当然,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倒觉得你这人有时候是太淡了,这两年也不来往,当是没我这个老同学似的。”
我苦笑道:“你这官越大,我就越不敢来你这儿。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想来你这儿总是车水马龙的,我还不让你得片刻清静?”
“老李,你就是这般模样。没事求人就不能来了?像当年那样切磋切磋数学不也挺好?”
我点点头,缓声谢道:“大维兄,我先谢谢你这番话。你刚才提到白牧师,这事便真是与他家有关。白莎出事了。”
“白莎,”俞先生沉吟片刻,“你那个外甥女?当初在蒋夫人那儿见到过的。她怎么了?”
我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道:“被抓起来了,说是共产党。”
俞先生听到此处也是一愣,诧异地问道:“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共产党?那次见她之后,我记得她不是和夫人走得很近吗?夫人后来还问起过我,只是说觉得小姑娘文章写得太犀利了。我倒也没在意。那会儿在重庆,别说是她了,一大帮子美国顾问也成天地刁难政府,谁不是心知肚明呢。怎么说也不会真是共产党了。”
“我想了好多办法,想把她先保出来。人家都跟我说,关进了歌乐山的看守所,天天都得上刑、过堂。你想她一个女孩子,怎么受的住。”
“你说是歌乐山的看守所?”
见我点头,俞先生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老李啊,要是别处,我好歹也能想想办法。可那地方都是钦点的要犯,旁人都是插不上手的。而且那儿抓进去的,也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现在国家都乱成这样了,都是这共产党闹的,我也不便插手。但愿是误抓的,总还能找回清白。”
两个月来郁积于心的烦闷,被俞先生那话突然地点燃了,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火气,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就算是有真凭实据,就算是共产党又怎么样。她一个小姑娘,十几岁跑回中国来抗日,为的什么?她谁也没害,就算是相信共产主义又怎么样。你们这就要关她,审她,这是哪家的王法。”
俞先生身子靠着藤椅背,面朝着天,长长地叹了口气:“老李,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面说。现在是戡乱时期,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我这儿,换得旁人听了,你老弟也会有麻烦。”
我听着这话,心里更是气恼,一改平日的秉性,眼睛直盯着俞先生,一字一字道:“要是我被抓起来,你是不是也不管?”
俞先生摇摇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慰慈老弟,这事儿不干交情。现在谁家没有共产党,我家亲戚里也有共产党。他们那边宣传最是厉害,年轻人自打抗日那会儿就都亲共了。我劝你还是弄清究竟吧。若真是共产党,关在歌乐山是绝计保不出来的。”
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毕竟这老友对我还算真诚。我起身道:“大维兄,这次本不想给你添麻烦,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你若是无能为力,我也不难为你。我也不算白来,总算见到你。今后说不准天各一方,你多保重吧。”
俞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忙起身拉住我:“老李,你先坐,容我再想想。有一条路,只是不知行不行。”
这话似是黑夜中门开了一条缝,一线光明又浮在眼前,我忙坐下,问道:“什么路。只要能救她,怎么都行。”
“白莎是生在美国吧?”
我点头道:“不错,确实是。她生身父母没有留下话便故去了,所以我们对她所知不多。不过听伊莎白讲,她和白伊的出生证明事后都找到了,她们姐妹是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
“看来也只有这条路能试试。她既然是美国公民,那美国人总是要管的。我给司徒雷登大使写封信,你拿去找他。只要是美国公民,那保护也是他份内的事,就算是一时救不出来,总能好些。走这条路,无论她是真共产党也好,假共产党也好,我也不算是悖了自己的位置。”
见着这救命稻草,我便迫不及待地催着俞先生写好信,便又欲告辞。
“老李,你也不必急着走。今天这么晚了,你也不能去。岁数大了,见着老朋友,总要叙叙旧?老李,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么多年了,一个人过活。如今也就是乡下家里还有个妹妹,相依为命吧。本来还有些产业要顾及,这两年也不景气。我看自己这辈子也就是如此了。”
“老李,我也就直说吧。你是个老好人,可是在这乱世上却是难啊。”
我苦笑道:“你还不如说得更明白,我这人实在是笨得紧,苟且偷生到现在,也就是能做到对得起良心,旁的都顾不及了。”
“唉,我们这辈子人,就没安生过。生在清季的乱世,经历过军阀的混战,本想在海外学得报国的知识,谁成想又碰上了日本人。八年抗战过了,希望国家太平了,可这才几年,又是江山半陷。老李,你听我一句,要是能躲,你就躲开吧。”
“家里要是还有些产业,就赶紧卖了,换成容易带着的,到香港避避。你外甥女不是去了美国吗,要不就干脆出去。要是还想做事,不少工厂都在迁台,我也会去看看。那地方是小,但毕竟太平。”
我摇头叹道:“美国我是不会去了。当年去了,又回来,自是天命。回来了,终老家乡不也很好?我们四川人最是故土难离的。都到这岁数了,飘不动了。”
俞先生见说不动我,便垂下头,放低了声音:“慰慈老弟,我这可是心里话。说实在的,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你就听我一句吧。”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大口茶,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我估计不差的话,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江北就都会姓共了。”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便问道:“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怎么这么快就败了?”
“嘿,徐东大捷。这事别人说不得,我可是说得。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唉,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给养全都断了。”
“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他开始觉着没事,我们还有空军。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
“可是投了一个星期,前线还是告急,说是马上就要断粮。他也是没办法了,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其实不问我也知道,无外乎十吨的物资,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总统既然信任我,我就亲自飞过去。”
“几十万人在下面,看得真真切切的。一有飞机过来,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心里真不是滋味。以前飞机过来空投,不敢低飞,怕被共军打下去,老远地一扔了事,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降到八百米再投。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
“投完了物资,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我不让,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
“他们推三阻四,后来我也急了,说是总统的密令,让我侦察敌情。”
“他们见是拗不过,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
“这一看不要紧,真是触目惊心,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那天能见度很好,战场上已经落了雪,白茫茫的一片,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
“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长长的,看着像是路,但又似是在动。我就叫飞机往下降,看个究竟。”
“到了五百米左右,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这个距离,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底下哪是路啊,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看不清装的是什么。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
“是给共军送粮食的?”我问道。
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可不是嘛。”
“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便命令返航。我心里算了一下,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便是一千吨。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
说到这儿,俞先生默然了。
“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大维兄,你准备如何呢?”
他听了这话,猛地抬头,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让我也一凛。
“老李,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
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但不知怎地,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还用我当说客。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
他点点头,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低声道:“老李,咱们朋友归朋友,国事归国事。我跟你说,我和傅孟真、胡适之是一个心思,我们都不入国民党。国共的党派之争,我们也不过问。”
“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老李,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这些事你搞不懂的,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
若是往日,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可那天不知怎的,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便又争了一句:“大维兄,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要说咱们一起留洋,好歹也是一路人,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却是怎么也想不通。”
“你看看这届政府,就说行政院吧,从翁院长、到孙院长,你大维兄,还有王世杰,杭立武。这么一数,十几个留洋的博士,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
“老李,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其实说就说吧。唉,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王岫庐
本来就是个杂家,对经济也是外行,却担个经济部长。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我劝他,金圆券吃紧,此时去美不妥。可他还强嘴,说没事。”
“我们这些书生,是斗不过共产党。但有一节,气节不可失,明知不可为也要为,这便是书生本色。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所谓‘各顾妻子,挟持私虑’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我是曾文正公之后,说来惭愧,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
我摇摇头,叹道:“大维兄,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是明白了很多。”
“刚回乡下,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也一直试着在改,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
俞先生没有作答,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
我站起身,伸出手道:“大维兄,就此别过吧。”
他见我去意已决,便道:“老李,有些事儿,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只能各自珍重了。你若改变主意,只要是飞机还飞,我一定把你接出来。”
第二天,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也觉新奇,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并让我在门厅等候。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
他伸出手,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言道:“李先生吗?弊姓傅,傅泾波,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
这傅先生的名头,我之前也有所耳闻,不想在此处相遇。
“俞部长给司徒大使的信,大使阁下看到了吗?”我小心地问道。
傅先生扶了扶眼镜,似是不知从何说起,便叫人上茶。我自是着急,哪有心品茶,忙着催道:“傅先生,此事关乎一个美国公民的生死,难道大使阁下也不愿管?”
“李先生,您先喝茶。大使先生今天不在,不过我和他通过电话,信里的事也和他讲了。他说多年前与白牧师便有过交往。日据时期,他们被软禁的地方离着不远,也见过面。这样的交情,若是能帮上的忙,自然会帮。”
我听着这话,似是那扇背后有光明的门又被推开了不少,便忙问道:
“美国使馆准备如何干涉?现今没有领事裁判权了,可至少得过问一下司法的程序?就算不能放了她,至少不能让他们用刑。”
傅先生端起手中的茶杯,抿了一口,犹豫片刻,便又放下:“李先生,据实讲吧,这事美国使馆也帮不上忙。”
他见我似是没有明白,便接着道:“若是美国公民的事,大使先生无论如何也会管的。就像您说的,治外法权民国三十二年美国政府就放弃了,可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自然是一定的。可我们查了资料,您说的白莎小姐不是美国公民。”
我听着他的话,觉着必定是误会,便道:“她生在波士顿,她的出生证明,她的美国护照我都是看过的,肯定是美国公民。不会有错的。你们怎么能这么仓促地下决断,总得各方求证才可。”
傅先生摇摇头:“李先生,您说的这也不错。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会查证的。可这个案子,却是例外,也不需要回美国取证。您可能不知道,白莎小姐三年前便在当时的重庆美国大使馆宣誓放弃美国国籍了。”
此时我心绪已乱,脸上尽是迷茫,只记着傅先生从公文夹中取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您看,这记录得很清楚。这几年,在中国宣誓放弃美国国籍的就这么一例,大家都记得。上面写着,1946年5月,本人因与中国公民结婚,自愿放弃美国国籍。”
那天真是不知怎样离开了西康路,怎样回到了交通部的招待所。没了这最后的救命稻草,我是眼已盲了,前面尽是无边的黑暗。心里明白了白莎终究是会遭不测,却还是不愿立刻放弃希望。
我苦撑着颜面,也不断地让德诚从重庆汇钱来接济,找些以往在重庆曾有过瓜葛或是一面之交的在政府做事的拜过去。眼看着年关已到,却是少有人敢于问津如此棘手之事。
谁知到了四九年的元旦,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这年的新年文告中,老蒋提出了愿与共产党和谈,还说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缅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正如俞先生所云,我这人于政治是极幼稚的,如此明白的文告在我看却是语焉不详。左右想来,却也只有俞先生能帮忙释读。可上次既己决绝离去,便又横不下心,再去见他。最终只得修书一封,派人送去。
俞先生的复信,大意是说江北大势已去,国府意在和谈而保半壁江山。近日将向对方示好,以图为谈判创造诚意。和谈期间,社会贤达或可居中调停,向国府高层进言。此事可与我有旧交的张表方老相商云云。
到了腊月二十三,总统下野的文告终是发了。第二天,果真如俞先生所料,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要“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谋取和平实现,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虽是情形不明,总算又看见几丝光明。在南京又住了几天,却是再也理不出什么头绪。国府的政要们都如无头苍蝇般往着四面去了。
到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便去了上海。此前打听出表老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本觉着此时去叨扰病人于心不忍。但毕竟是生死大事,也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了去。
表老一身病号睡服,可看过去却是精神颇好。他握着我的手笑道:“慰慈,这可不像你呀,这可是入虎穴呀。”
见我不明他所指,表老拉着我的手坐下,接着道:“慰慈,我这哪是养病,这是当局把我软禁在这儿,怕我北上参加新政协。”
听着这话,我也是一惊,问道:“我在南京不是听说国府可能要和共产党和谈,会倚仗社会贤达,怎么还把您圈起来。”
“哼,都是说词。我跟你讲,慰慈,老蒋这就是缓兵之计。他自己不行了,把李德龄推出来收拾残局。”
我将白莎的事情告诉了表老,他听着也是满面愁容。“真是个好孩子。慰慈,这事不好办,想你也知道了。歌乐山也关了咱们民盟的盟员,也是有去无回。保出来,唉!”。他摇摇头,默然捋着长髯。
“这事急不得。李德龄说要释放政治犯,估计也是虚晃一枪,不过近日怕是还没有危险。听说张岳军
可能要主政西南。他毕竟是咱们四川人,我的话他还是听得进去。若是他去重庆,我便和他说说,好歹也给他自己积点德,留条后路。”
“不过,”表老停顿片刻,挑起了眉毛:“放出来怕是不容易。民盟的人也许能救出来,若是被认定了是共产党,就是张岳军也无能为力。唉,我试试,至少让你们能见上一面。”
“慰慈,你自己有何打算?”
我苦笑道:“表老,这阵子好多人都问这话。怎么打算。”
“是呀,慰慈,国运到了历史关头,每个人也都得定下何去何从!”
“我那老同学俞部长劝我躲开,去香港、美国或是到台湾。”
表老捋髯问道:“那你怎么想?”
“美国三十年前我去过,还是回来了。都快五十的人了,我不愿再背井离乡了,就在自流井待着吧。”
“慰慈,你还记得我之前劝你的话?”
我点点头道,“您劝我出来做事。可是我都到这岁数了,除了熬盐,旁的也不会,还能做什么?”
“哈,慰慈,我长你二十多岁还没想着隐居。现在国家选了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变。仗再打个一年半载总是会完的。之后百废待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摇头叹道:“那天我去见俞部长,觉着是不欢而散。我们这帮人,留了洋,却是把中国话都快忘了。我们这半辈子算是毁了,毁了自己,怕是也毁了国家。”
“慰慈,你这样便是太消极了。依我看,你未来还是大有所为。要是想回去四川也好,保护好桑梓。”
他示意我贴近,压低声音道:“你自己也要小心,特别是白莎的事。等我消息,切莫太急切了,小心他们困兽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