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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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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初自流井、成都和重庆
那趟去成都,终究还是没有见到白莎,但却辗转地得到了她的消息。说来也凑巧,我那天去过华西坝的燕大看望老友陈寅恪先生。回去旅店的路上,转到少城,不禁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父亲和罗大人、张表方他们一道在此因保路而身陷囹圄,却是不经意间吹起民国首役的号角。
少城原是满洲八旗驻防的地方,建筑多有北方的宽广而非是我们川中的锦绣。记得父亲讲过他们在保路请愿那时,总督赵尔丰本来是要成都将军玉昆派军镇压的。这位满洲将军见大势已去,便劝赵督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弄得赵督也无法可施,倒也保得辛亥后,成都的满人全身而退。
想着这些往事,脚下不禁慢了,半晌功夫绕到了玉昆将军修葺的少城公园。正准备再接着发思古幽情时,却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高大身影。
远远看去,只是身影相似,再走得近了,看到了那熟悉的浓眉和宽大的肩膀,却原来是几年未见的庆哥。我刚要开口相认,却想着他们所做的事情,怕是不愿被认出,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正待转身离去,庆哥的眼光也投向我这边。四目相视,他只迟疑瞬间,神色便化为微笑。
“李先生!这可有几年没见面了。您怎么到了成都?”
我本想避开,被庆哥一下认出来,倒是一时语塞。
他并没在意,接着言道:“我和小竺还念着那年在您家过年的事儿哪。”
听他话中并无芥蒂,我便也就放心答道:“真是的,又有好几年了。自从没了白莎的消息,你们也就没见了。其实我这次来成都一是看望我的学长陈寅恪先生。另外也是想找找白莎的消息。有人说在成都看到她,不知……”
我话尚未说完,庆哥便笑道:“李先生,她一切都好。我会转告她今天见到了您,她也一定会很高兴。您看这也是凑巧,今天我原本等一个朋友见面,可他大概是过不来了,您要有空,咱们找个茶馆,摆摆龙门阵如何?”
我自几年前便颇敬佩庆哥对时局的见识,这天时间闲暇,又得到白莎一切安好的消息,便乐得多摆一摆龙门阵。那个年月,聊不过几句自然是聊到时局之上。
“前些日子和内森聊天,谈到欧战,这一年是大有转机。太平洋方面美军也是颇有斩获。只是这中国的抗战,都已经是六年半了,却没有什么进展。”
“长夜总是要过去的。李先生不免太悲观了?”
我自嘲地笑道:“我这人便就是这样,从来都是有些悲观的。可怎么就看不出这仗是能赢还是不能赢?这出路在哪儿呢?”
“李先生,依我看,现在不是这仗能不能赢。赢是一定能赢的。问题是赢了以后会怎么样,而这又要看是怎么赢的了。”
这串话也着实让我有些糊涂。庆哥看着我一脸狐疑,便端起桌上的茶壶,为我又斟上一些茶水。
“您还记得以前我讲过的匈牙利物理学家的故事?”
“一战的胜败?”
“不错。您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输家是四个老大帝国,管他是在哪边的?”
“照此说,你觉得这次也是这般?”
他有力地点点头,抿了一口茶,接着说道:“其实现在也能看出些端倪。先说这民主和独裁之争。十几年前法西斯蒂开始横行时,大家都说民主的国家如一盘散沙是断定打不过他们的。”
“那时国府也是很崇尚法西斯蒂主义的,不是吗?连委员长也雇了一批德国将军,顾问政治和军事。可是现在怎么样?谁还相信这鬼话?法西斯蒂的鼻祖意大利都已经败了,这不就是铁证。”
我频频点头道:“这确是不假。民国本意就是以民为主的,可是偏偏是武人把持了政府十几年,弄得民不聊生,把大家这点儿对民主的信念都毁了。如果这次世界大战能让民主重生,那就善莫大焉了。”
庆哥,用右手的食指轻轻点了点桌面:“我觉得这还只是一层。还有一层,我说来您听听。年初英美都与国府换了约,废除了前清签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连南京的汪精卫都和日本人装模作样的如法炮制一番。您说这世道不是变了吗?”
“再往远处点说,日本人自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他们到了南洋,到处都在说解放殖民地。日本人肯定是会败的,但那些英国人、荷兰人也不一定能回来了。”
听着他的话,我端起茶杯,却没有喝下去:“那您觉得咱们中国也会变?”
庆哥微微一笑,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我们的座位靠近角落,周围倒算清净。
“李先生,您觉得会怎么变?”
这话题我倒是没有想过,经他一问,片刻间也理不清头绪,边想边说地开了口:“蒋主席前些日子的《中国之命运》我倒也是读过,似乎是……”
庆哥压低了声音,但仍压不住轻蔑的语气:“那书是陶希圣写的。这汪精卫的黑笔杆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您想想这老百姓能从里面看出什么?老百姓在乎什么?”
看着我茫然的神色,庆哥端起茶壶又为我斟满,善意地点拨道:“李先生,我可能言重了。您说得也不错,民主、自由这些我们自然都是要的。可是您不能只这么说,也不能只那么干。您看看这路上走的,茶馆里坐的,您看看那门外几个可怜的唱曲儿的小姑娘,您怎么和他们说民主、自由啊。”
“要我说,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个盼头儿。老百姓没别的,就是希望活着有个盼头。有点文化的人,还想着国家有个盼头。像您这样留过洋的,说不定还想着这世界有个盼头。情同此理呀。”
“民国都三十多年了,给老百姓盼头了吗?您要问我,将来谁能给这个盼头,谁就能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叹道:“说是这么说,可这毕竟不是美国,能给老百姓希望就能选上总统。蒋主席手里有兵权,岂不是想剿谁就剿谁,哪容得他人跟他争?”
庆哥右手轻拍桌案,兴奋地说道:“您这可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之前也是像您这样想,可是最近碰到一些高人。经人一指点,还真是茅塞顿开。我给您画张图看看。”
说这话时,他右手食指蘸了一些茶水,寥寥数笔在桌上便勾勒出一个图形:“您看,这就是咱们中国。”
说罢,他又蘸了茶水,在这“中国”版图的一侧画了大大一条弧线:“现在国府在西南,线的这边。线的那边是日本人和伪军占的地盘。”
“所以照常理,日本人败了,这天下就又是老蒋的了。对吧?”
我点点头,这逻辑本是无懈可击的。
庆哥微笑着,右手抓起了盘子中的几粒小花生,左手则抓了他的茶杯放在了弧线的西南。“您看,这茶杯就好似中央军,好强大的,在线的这边。但是,您看仔细了,在线的那边,有这些小花生。”他边说便把花生从北往南地撒在了线的东方。
“这些花生可是要害。这就是共产党的地盘。从东北到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乃至江苏,这些花生别看个头小,可是无处不在。”
“您想想现在老蒋的状况是什么?等着美国人把日本人打败了,我们也就跟着胜利了。胜利了会怎么样,所有的中央军,就像这茶杯里的水,都集中在西南,拱卫陪都。”
“在这条线以东这大半片沦陷区上,他没兵啊。可是共产党有。这些小个头的花生到时候就会派大用场。除非他老蒋有本事把沦陷区一片一片地打下来,要是只靠美国人把仗打赢了,然后下山摘桃子可就不容易了。”
“这么说,国共终究难免一战?”我喃喃地说道:“又得兵戎相见,玉石俱焚了?”
“李先生,您可否记得这旁边武候祠里面那副对子?”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自小便背得那副对联。
庆哥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他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对了,李先生,就是这对子。咱们中国人这几十年就没停了打仗,自己人打完了,小鬼子又来了,又接着打。死了多少人!”
“这仗总是打不完,为什么?老蒋强调军事,依我看这可是忘了古训了。您品一品这对子,攻心、审势,这才是要害所在。”
“老百姓要的是盼头,要的是田地、要的是生计,就算是他的几百万军队,那不也是老百姓吗?谁心里想打仗啊?所以说,如果大家都能审势,这仗也未必一定打得起来。不过,有时候牺牲也是难免的。”
他的脸色虽然严肃,但最后这句话说得却是平静。这话听着像是闲话一句,但细想起来却不是没有勇气的人说得出口的。我虽早已猜出他的身份,但却不便说破,便叹道:“我说什么也不想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你说这世道会变,就希望能把这内战的祸根除掉。”
庆哥有力地点点头。此时他自信的笑容又重新出现了,轻声说道:“旧的肯定会变,新的一定能来。”
说完这话,他看看表,该是到了分手的时分。
我伸出手,与他相握:“你和小竺要小心。帮我带个话儿给白莎,让她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在等她回来。”
庆哥的手有力而温暖,他笑道:“我们都会小心的。”此时他似是想起一事,便又低下头对我说道:“我听白莎说您父亲与张表老熟识?”
“他们曾在保路同志会共事。先父去世后,家里面遭了变故,家产被盗卖,还是表老出面帮我留下了组宅。只是近些年我一直在家乡,加上打仗,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最近刚刚聆听过一次表老的演讲。老人家虽已年过古稀,思维却是比我们还要向前,都是在考虑着中国的未来。您不妨去拜访一下表老,听听他老人家怎么说?”
提起拜访张表老,我心中却是有些忐忑不安。二三年回国后,亏得表老出面,帮着我留下了些祖产。可事情过了,我也却是自惭形秽,总觉得如去拜访他,会被人看做攀附名流、权贵,便一躲就是二十年。庆哥这么突然一提,却也让我左右为难,便推托道:“二十年未曾去拜访他老人家,这么去未免太唐突了。”
见我面有难色,庆哥开朗地笑道:“李先生虽然是放过洋的,可这老礼数却也认真得紧呀。不妨事的,我有朋友与表老熟识,先帮您打声招呼,便不唐突了。”
庆哥办事果然妥当,两天后便打来电话到旅店,告我已托朋友帮我禀告,表老说最近几日没有大事,邀我随时前往。事已至此,我便再有忐忑,终究还是懂得礼数,不可让长辈久等。稍事收拾,便前去张表老的驻地慈惠堂。
见着表老,刚要鞠躬行礼,他却是一把握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堂屋。
“慰慈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坐下后,表老还未等我开口问好,便责备了起来。
“我与你父相交十几年,你二十年不来看我这老朽,我也不怪你。可你怎么来都来了,还要绕个弯子,让旁的人引见?”
见我满面尴尬,难以回答,表老便摆摆手,笑道:“慰慈,莫怪我劈头盖脸便埋怨你。来了就好!二十多年没见,我这个做长辈的也照顾不到你,愧对你父亲了。你现今如何,快说来听听。”
如此我便将这些年的境遇说与表老。老先生听得甚是仔细,时而捋着长髯颔首,时而也为国事家事的境遇而叹息。
“慰慈,你这故事也算是代表着我们这一两辈人的境遇了。自清季以来,西风东渐,国家巨变。我们在海外游学,自然是看到了未来,但心却是故土难离,自然也难忘国家的苦难。”
“希望过了你我这俩辈人,国家便能走出这苦难。你呢,也应该多出来走走。现在为资源委员会做些事自然是好,但屈才了,太屈才了。”说到此处,表老满面惋惜之情。
“表老您过奖了。我本就不善交际,经历了先父辞世时的变故,就更是心灰意懒。能够守住祖上留下的产业,能够做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还能保住自己的一点坚守,就实是不易了。唉,我真的希望能安乐于山林,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与您这老骥伏枥的壮怀相比,真是惭愧了。”
“你深谙西文,又懂得科学,是国家难得的人才,才四十出头怎么就有了出世的念头?”
表老这话倒是把我问住。我这多年的毛病积存已久,但也没有仔细想过从何而来。我摇摇头,喃喃道:“这事我倒没有好好想过,可能还是先父的教诲吧。”
“唉,这事你可能还不完全知情,要说你父亲原本是极力支持立宪的。保路那次,他到得成都后,我们深谈了几次,确是感觉相见恨晚,他也满怀对新政的希望。”
“只是后来,辛亥起义之后,赵尔丰又纠集他的旧部朱庆澜哗变,闹得成都大乱,几乎破坏了革命的大事。”
“我们抓了赵尔丰,保路同志皆曰赵可杀,唯有你父亲坚持说既然是要推动立宪,便是要从新做过。他念着赵尔丰在西藏、在川西强力推进改土归流,收复了几千里的国土,便想要以德报怨。”
“我劝他说,即便是孔老夫子也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该是以直报怨才是正理。这赵尔丰有五大罪可杀。不说旁的,他杀了三十多平民百姓,便是害我们川人的屠户,必杀之才能祭奠革命先烈的英魂。”
“我们谈了一天,还是说服不了他,我也就只得作罢,由他独自回了自流井。事后他还写了祭奠赵尔丰的诔文寄给我,说是‘回天无力,谨述寸心’。自此之后,我们虽然仍有书信来往,却只是谈些诗词之事。他是再不愿和我说政治的事了。”
“慰慈啊,我不知你怎么看此事。我虽是惋惜你父亲这样屈了自己,但若是再有此事,我还是会杀这赵屠户。这样的屠户不除,哪来的民国?你在国外读过书,哪一国的革命不是要除奸惩恶。英国和法国杀了国王,美国也是把英国人打跑的。”
“慰慈,你莫怪我说这些。你父亲终究是个好人,所以我们虽然政见向左,但是交下了朋友。我这番话更是要你想想自己,莫要也就这么埋没了一世。”
“表老教诲得极是。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也是自己跑到重庆要来些事情做。开始本是极不习惯的,因此常告诫自己,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不舒服总是要克服的。”
表老颔首笑道:“这就对了。而且抗战胜利后就更需要人才,你要做更多的事才对。中国当日最首要的就是建立民主、建设经济,没有人才怎么行!”
听着表老这话不经意间切入了我此行的正题,我便把心中的困扰讲了出来:“近日和一个朋友摆龙门阵,说到了现如今世道在变,民主打败了独裁,我们与列强间也终于换回了平等。可是国共间难免一战。这话听了着实让我心寒。民国这三十年就没安稳过两天,如若内战再起,怎么得了。我们这些人又当如何呢?”
“民心自是希望和平,”表老缓缓地答道,“可是怕就怕当局者迷啊。”
“您是说委员长?”我压低声音问道。
表老脸上微露不屑,笑道:“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咱们随意讲。这战与和恰恰是在他介公的一念之间。”
“可是委员长也不该想战啊。他现在已是国家的元首,受全国的拥戴,何必挑起战端?”我不解地问道。
“慰慈啊,看来你确是在这政治一道上还需多多锤炼。你想想看,这政治人物能犯的最大的过错是什么?”
我思量此时他老人家这一问必有深意,可自己也只能是先抛砖引玉道:“是卖国,还是贪墨?”
表老捋髯摇首,点拨道:“你说的这些是罪,但不一定是错。罪是从政治道德上讲,错是从政治智慧上讲。罪在后世,却未必现世报,错在当下,可是立马出事。”
“我实在于政治鲁钝,还请表老指点。”
“慰慈,你看这当年的摄政王载沣,他既没卖国,也没贪墨,可却是犯了这大错。他拒绝提前立宪在先,弄出皇族内阁于后,而最终批准四川铁路国有,这是大错,是他没弄懂当时大清朝廷是谁撑着,而这支撑有多强。”
“表老您是说他错读民意?”我试探地问道。
“你这话对也不全对。前清那会儿又不像英美那样搞选举,自然无从谈起四万万众之民意。更何况那时民智未开,说实话四万万生民怕是也没几个敢去想改朝换代这大逆不道的事。可是啊,他摄政王没弄懂的是这大清朝下靠的是天下几百万士绅,而上靠的是各省的督抚和北洋的将领。”
“他做的这几件事,还是我那句话,其实都算不上罪过,可却是得罪了自己的根基—士绅们看到不仅立宪无望,连自家钱财都会不保,那文武大员看到内阁尽是满蒙亲贵,自知出头无日。失去这两层根基的支持,那大清朝完蛋就是迟早的了。”
表老这番大论我虽未即刻内化,却也觉着看明白许多,试着问道:“您担心委员长也会错读自己的支持。”
“对头!”表老手扣桌面,点头称是:“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介公这人格局逼仄,待人刻薄,原本是二流武人的才气。可偏偏抗战伊始,时事推助,不仅在国内是领袖,这又去了趟开罗,与英美领袖会盟,俨然世界巨头。”
“你想想,以他这二流武人之才,担承世界巨头之任,怎可能不误判。不要说是对共产党他会一心铲灭,就算是川中的刘文辉、邓锡侯、云南的龙云、晋绥的阎锡山、傅作义、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他都不会放过。与天下所有实力派为敌,他哪有胜算?”
说到此处,表老对未来的研判自是清晰无疑,可想着这国家内忧外患,日寇未除,而内罅已成,可却如何是好?
“慰慈,我和你说这些,并非是要你悲观避世。能看出这一层的社会贤达也不在少数。前两年我和黄任公
一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要中间力量发声,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防止各方误判。”
“现下陪都暗流汹涌,我们几个老家伙实在是想多争取些年轻力壮的人才,扩大民盟,搞成个真正的政党。慰慈,你要是有心为国家做些事情,这个才是能解救万民的大事。”
照实讲,若是在平日,表老这邀请我定会婉辞。不善交际是一节,而不懂政治是另一节。可是那日我却是答应表老认真考虑。心里想着庆哥既然安排我来见表老,那他们那边必然是支持此事的,而若这样,那白莎也必然会是支持的。成都此行虽说没有找到白莎,可既得着白莎安好的消息,又能加入民盟,做些与白莎同路相应的事,自也是欣慰。
成都拜访表老后,回自贡路上我特意在资中停下,准备探望在此的培云。谁知到了,培云却是传出话来,此时卧病已久,怕见了也是伤心。我本想坚持,却还是德诚劝我,客随主便,免得两相难过。
谁知回到自贡没几日,便收着了罗家的讣文,培云因多年肺疾,终告不治。虽然并无深交,可毕竟还是牵系着少年无忧的时代和早已故去的培真,心里自也是哀情难耐。事后琴生又复信告知,他母亲留下遗言,身后火葬,骨灰待国土重光后归葬北平,与刘公子同冢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