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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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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美国波士顿
1991年10月底，万圣节将至，哈佛的校园里也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周五的下午白太太打来电话。
“这个周末忙吗？”她礼貌地问道。
我迟疑片刻，想着周末的几个万圣节派对和自己早该重整的社交生活。
“有一点忙。”我言不由衷地答道。
“哦，我理解，孩子。”白太太继续着和蔼的语调，“舅舅这几天念叨着想找时间去奥本山公墓，去看看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我猜他会想让你一起去的。”
虽是在电话上，可白太太的期望也能从话语中传来。
“那，”我想着如何措辞，“我下个星期再看看？”
“我理解，我理解。下星期你要有空了，给我来电话好吗？”
周五晚上，同宿舍的几个室友约了去买万圣节化妆派对的服装。我在国内从未如此装扮过，进了店里，霎时眼花手乱。
“这件尤达长老的合适你，“大高个的Evan笑着对比他矮二十多公分的Jeff说道。
“一边去！“Jeff虚空一拳，脸上带着坏笑，说道：”我看你的头发扮个莉亚公主倒是不错。”
跟在他俩身边，我礼貌地笑笑，心里却是愈发紧张不知这服装中暗藏的深浅。不一会儿，他俩都选好了星战中的戏服，看着我仍是手中空空，两眼无神，Jeff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你们在中国不过万圣节吧？”
我无助地摇摇头，答道：“就是听说过。好像还看过新闻，有人把不好的东西放在糖里面。”
“你被洗脑了！”Jeff手指着自己的头，“还是因为你们小时候没糖吃吧？我们小时候不好好吃饭，我妈就说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哪有的事，”我淡淡地答道，“我们过节也有糖吃。”
“行吧，”他耸耸肩，“那你还要不要帮忙了？”
“谢谢你啦！”我低声答道。
“这件怎么样，”他从靠墙的架子上取下一套黄色的衣服。“嗨，真不错啊！有全套的衣服帽子还有假胡子呢。”
我上下打量着这套黄色的袍褂，黑色的呢帽，仿佛回到前清。
“这是什么啊？皇帝的龙袍吗？”我不解地问道。
“你不知道傅满楚吗？”Jeff嘴角含笑地问道，“他可太有名了。”
Jeff见我还是眼中茫然，把那顶呢子官帽扣在头上，两手捏着假胡子放在嘴边，晃着脑袋，憋着嗓子念道：“傅满楚博士是清朝皇室，有德国海德尔堡、法国索尔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学位。他会说至少五种语言，深谙十种酷刑，能调制二十种毒药。”
“要扮个大坏蛋吗？”我不安地问道。
“万圣节可不就是要这样？越吓人越好啊！”Jeff高声宣布道。“再说，这套衣服我们穿不合适，”他左眼一眨，使个夸张的鬼脸，“你穿没事！”
周六的黄昏，对着镜子装扮停当。虽说看着自己贴着两绺胡须的扮相也觉可笑，可兴奋之情已难掩盖。派对在一年级食堂，从Canaday楼过去要斜穿哈佛园。走出楼门时，心里还有几分紧张，毕竟以前从未以此形象见人。
刚拐过纪念教堂，却是发现整个校园已被魔界占领。各类光怪陆离的角色四下嬉笑，而纪念教堂门前的树上也满是风中飘曳的卫生纸挂饰。
“这戏服真酷！”一个不认识的女同学笑道。
“怎么样，听我的没错吧，”Jeff用胳臂顶了我的身侧，满脸都是得意之情。
怀德纳图书馆门口，身穿黑服的殖民地法官和长发披肩、白衣飘飘的受审女巫拉着过往的同学照相留念。我们三个停下脚步，也排起了队。
驻足不久后，却是发现不远的暮色中一个清癯的剪影似曾相识。待他再走近几步，看得更加清楚，正是一周未见的李先生。他并没在意身边的嬉笑，只是缓步前行。一念闪过，我忙转过身，双眼直盯着激情满身的女巫，心中默念千万不要被认出来。
心中虽是这么想，眼睛的余光却是能看到李先生的身影。他并没有停步，可走得更慢了，足有一分钟才从我的视线中消失。那天晚上的派对直到午夜之后才结束。虽不只一个同学称赞我的服装酷炫，可心里却总觉着有双眼睛在身后看自己。
周日清晨，八点才过我就醒了。窗外虽是天光大亮，可小径上却是鲜有人走动。经过一夜的狂欢，哈佛园还没有完全醒来。
“这是Canaday楼吗？”窗外传来一个老年男音。声音听着是波士顿本地的口音。
“哦，是啊先生。不过你需要门禁卡才能进去的。”一个年轻的男声答道，听着像是楼上那位每天清晨长跑的加州同学。
“没事，我在外面等等就好。”老年男声答道。
此时，我从窗中看出去，一层入口外，一位老者扶着栏杆小心地走下台阶。虽只是看到侧影，我却是认不错的，那正是昨天晚上才看到过的李先生。
他走到纪念教堂的北墙下，手扶着墙壁上的藤蔓，站定了身子。我盼着他站站就走了，他却是在墙边的木椅上坐下，神情肃穆，眼看着远方。
那时天气还不寒冷，秋日的阳光也该暖人。只是李先生坐在阴影之中，一阵微微的秋风袭过，藤蔓上黄叶挲挲，他花白的头发也随风而动。
不知为何那一刻我心中羞悔之情涌过，忙着穿好衣服。想了想，又拎起书包，出了门。
虽说做出一副偶遇的样子，可和李先生打了招呼，却是难抑脸上的微红。
“我听白太太说你这个周末很忙，”他拍拍身旁的椅面，示意我坐下。
“哦，有个很大的习题集要做。“我低下头答道。
“没事，我醒的早，在学校转转，”李先生缓声说道，“你要是忙，你就先去忙吧。”
“我陪您一会儿吧，”我想着这么说该能让自己心中的内疚舒缓几分。
“昨天有个万圣节大派对？”他微笑着问道，却是没等我作答，就接着说，“我刚才过来，看见纪念教堂门前的树上还挂着手纸。以前可是不敢这样，那时候每个周日早上学生们都得上教堂。”
“那时候您也来吗？”我想起了飞机上李先生的祷告。
他没有马上回答，却是喃喃地说道：“以前这一片都不一样。这座教堂也是后建的。”
“你还是忙吧，”他边说边站起身，“白太太一会儿要来接我。”
李先生顺着教堂边的小径走开，在光影之中眼看着就要拐出我的视野。
“李先生您等等，”我跑着追了上去，“我陪您一起去。”
秋日在剑桥行车如诗似画。枫树、橡树、榆树的树冠异彩纷呈，公路在这个年轻的国度中最古老的村镇间曲折穿行。路旁的房子，掩映在森茂的草木之中。寒来暑往，日月经天，那里两、三个世纪以来，曾见证了独立与自由的畅想，哲人与教育家的沉思，朗费罗和洛厄尔的诗句。
奥本山公墓坐落在奥本山街和布拉特尔街交汇的地方。一扇大铁门后，幽静的小路蜿蜒而行，通向一片树林。进了那扇铁门，此间的景象令我着实惊讶。
几万棵树遍布四野，不乏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的原生古木。空气中凝满了草木的温润气味，耳边簌簌的尽是枝叶的轻柔声响。沿途纪念碑自然成序，或倚小径，或隐草丛，或三五成组，或独立一隅，或古雅而高贵，或华美且雍容。
仔细看过去，岁月给花岗岩浸上了不同的色调，新近才安放的保持着灰色的庄严，而历经风雨的墓碑则现出深褐的斑驳。无论是巍峨高冢，还是平平小碑都肃穆整洁，绝无荒芜之虞。
我们沿一座石桥跨过一个大池塘。水中睡莲盛开，池畔姜草在微风中摇曳。桥头巨木参天，浓荫华盖遮住了半片天空，向上望去，秋日清亮，枝叶间万缕金光闪动。
转过一座巍峨的罗马亭，山坡后林木愈茏，寂静安和。这里的墓碑不见恢弘之制，有些几近埋没在百草之间。周六的清晨，尚无他人祭扫，远近只听得我们轻缓的脚步声。
“妈妈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白太太说着，指向一丛长青灌木的后面。“工人们一个小时之后才会来，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会儿时间独处。”
绕过草木，一尊精巧的雕塑展现在眼前。这是一位生着双翼的女神。她脸庞温润，双目含情，柔美的秀发由一根丝带束起。尽管丝带是用花岗岩雕刻而成，飘扬的姿态却将丝绸柔软的质地和微风的无形刻画得惟妙惟肖。她双手托着一本敞开的书，搭在膝上，好像正在翻飞的书页间阅读文字。
女神脚下，是梯形的底座。一块已经绿锈斑驳的铜牌上面简洁地刻着：伊丽莎白·普特南·白灵顿，1898-1958。下面是几排凸起的点字，该是盲文的墓志。
李先生前行一步，我为了扶他也跟上前去。他单膝跪下，抚摸着雕塑和铭文。他的手虽已苍老粗糙，可他的抚摸却仍是柔情脉脉。
“真美，”他轻声道。
他把头转向白太太，深情地说道：“伊莎贝尔，我真希望你姐姐可以看到这个。”
听到“姐姐”，白太太身子一颤，眼圈竟是顷刻间就红了。
我扶李先生起身，他从那只旧布袋里取出一团仔细叠好的薄纱。那纱叠得很小，慢慢展开，有了半张信纸的大小，上面隐约看到纤细的墨水字迹。字迹随着年月已变得斑驳，有些地方的纱也不再完整，但还是能看出是工整书写的英文。
“49年我最后一次见你姐姐，她把这封信交给我，有朝一日寄给你的妈妈。”
“四十多年了，我才做到。现在你妈妈不在了，我把信带回来，其实也是为我自己有个交代。”
听到此处，白太太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伊莎贝尔，我可以把这封信读给你妈妈听吗？”李先生问道。白太太默默点点头。
“亲爱的伊莎白小姐，
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给你。乔治舅舅将告诉你我正处于怎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在过去一年半里，我无法与外界交流。听乔治舅舅说，你近来身体欠佳，我很是惦念。请原谅我在十四年前不辞而别，没能报答你对我和伊莎贝尔的照顾。
我的国家正在经历她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变革。就在几天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成立。一部伟大的宪章将赋予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与幸福。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即使我们这些处境特殊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深受苦难多年，现在终得自由，我们的人民已经忍受那么久的欺凌，现在终获幸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多高兴啊！我的朋友们和我都高歌欢庆、喜极而泣。
我们这样的情形应该不久了。也许几周，或者至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和同胞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了。我若有机会，会设法去美国看你，但我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之后，有太多的重建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当然，也有可能我再也没法见到你了。请相信我，这并非因为我对你的爱减少了，而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在我的血管深处流淌，因为那些我深爱的人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献出了生命，我选择永远把这里当作家。
如果那样的话，伊莎贝尔会成为你的女儿，这是我们已经商量过的。尽管我们失去了生母，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将永远是你的女儿。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爱。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莎拉
1949年10月26日”
“伊莎贝尔，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会儿。”李先生说道。我扶着李先生在石椅上坐下，静立片刻后，便同白太太一起默默走开。
这片地方游人罕至，只有亲属才会前来凭吊。静寂中，可以听到大自然无数声音的交响：草在脚底碎裂，枝叶彼此摩挲，偶尔会有杜鹃和伯劳的鸣唱，甚至是飘忽而过的秋风。
“学校里都顺利吧？”白太太用中文缓慢而艰难地问道。
“目前还不错，不过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儿不太习惯。”
“是想家吗？”
“也说不上特别想，”我答道。
“那你的室友，同学对你好吗？“白太太关切地问道。
“哦，他们人都还不错。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觉着还不是能完全融入，甚至有的时候是格格不入。”
“你想说说吗？有时候说说能感觉好一些。”
“其实也就是一些小事。比方说我有些英文的音发不好，室友就告诉我那样不对。他们也不是坏心，可我觉着挺不舒服的。”
白太太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大的事，就是无论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搞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我有个室友，还是准备学东亚研究的呢，他问我是不是家里已经给我指腹为婚了。我开始还和他们争，后来想着这一年都得一起吃住，还是算了。”
“我能明白，孩子。不要说你了，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觉着不能融入呢。”
“白太太，您英文说的那么好，您是怎么练的呢？”
她迟疑片刻，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然后说道：“我猜舅舅还没有给你讲过我们的故事吧。这段我来讲也好，也许能帮助你理解整个故事。”
“其实，我和姐姐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就在波士顿。我们的亲生父母祖籍是在中国。”
“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是另外一个时代。过去，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日子太难了。”
“关于我父母和我们出生后一两年的事，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妈妈—就是伊莎白小姐说，他们应该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严格禁止中国妇女来美国，只有商人才可以带妻子来。世纪初的唐人街几乎全都是男人。”
“后来，我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里去世了。”
“我听说那次大流感死了几千万人。”我说道。
白太太慢慢点点头，叹了口气，好像又想起了幼年间沦为孤儿的伤心往事。
“我后来在档案里查到，这场瘟疫传到波士顿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我想我的亲生父母当时一定是害怕去医院，他们肯定担心会因为染了病，被遣送回中国。”
“不过呢，其实医院也没什么帮助—那才真叫听天由命。人人都害怕会送命，可妈妈还是会来唐人街的主日学校，帮助那里隔离和照顾病人。她告诉我，她就是在那时候找到了我们这对孤儿双胞胎的。”
“她一定非常勇敢，”我叹道，心中对这位伊莎白小姐肃然起敬。
“妈妈不只是勇敢，她还感到了一种与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她经常对我们说，她在心底感到自己也是半个中国人。她出生在中国，她失明前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中国的景象。她常说，她能从那场可怕的热病中挺了过来，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从此她一点也不怕呆在病人中间了。”
“人说，六岁之前几乎没有记忆。可我真的觉得自己记得她在找到我们的时候的样子。而且那个画面特别的清晰。我问过姐姐莎拉，她说她也是一样，也记得那么清楚。”
“我们两人都记得待在一间非常黑非常小的房间里。我们一定是被放在那里很久没人照顾了，也许已经有一整天，又饿又衰弱。我们的亲生父母应该也是信教的，所以我们就喊着呼唤着耶稣的名字。”
“后来，门开了，一片亮光射了进来。母亲就在这片光中出现了。她琥珀色的头发和身上的白裙被那片光照得发亮。”
“那时候，我们就觉着她像天使一样，她朝我们伸出手，温柔地抚摸我们。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因为她双目失明，手指就是她的眼睛。”
“她救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她是是母亲，也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教我们《圣经》和其他的知识。”
“您记得李先生吗？”我问，“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来的吧，对不对？”
“那个时候啊，乔治舅舅就住在我们家，他白天上学，晚上和周末，有时和白牧师谈论一些深奥的问题，有时候和母亲坐在一起，为她读书。”
“不过呢，我最喜欢他陪母亲出去散步了，因为我和莎拉也能一起跟着。那情形看起来一定很奇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旁观的人肯定不明白我们是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我猜舅舅也会觉着有些尴尬。不过，我们根本不管，有机会就一定要跟着一起出去。”
“虽说莎拉和我是双胞胎，可我们俩其实区别很大。莎拉外向、活跃，她也更多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
“有一次，舅舅带着我们在波士顿，被几个小男孩追着骂‘中国佬’，还问我们猪尾巴辫子哪去了。舅舅没说话，可我被吓哭了，抱着舅舅想跑。只有莎拉却跑过去跟他们对骂。”
“后来舅舅回中国去了。再后来，莎拉为了抗日，也去了中国。她没有和我们道别，自己跑去的。”
“哦，”我轻呼出声，有感于这两位老人的生活中却还有如此多的跌宕。
“有点难以置信是不是？”白太太努力地笑了笑，眼中却是能见着隐隐的泪光，“我们俩是双胞胎，虽然性格不一样，可其实是有感应的。临走前的一天晚上，她问我，信不信孪生姐妹间心心相通。”
“她没等我回答，只说她自己相信这个，相信即使我们分开了，心也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留了一封信给妈妈，一封给我。她到中国去了，去和日本人打仗。妈妈试着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告诉我说莎拉在中国，也是做上帝的工作。可是我难过极了。”
“开始我有点恨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渐渐的，她说的那种心心相通的感觉就来了。说不准哪天，我就会梦见她，甚至觉着自己能看见她。”
“49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冰冷。我又梦见了莎拉。从前关于她的梦都非常清晰，就像电影一样，但是那天的梦却凌乱模糊。睁开眼睛，看到墙上有一小片光斑，悬着、飘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就消失了，就像它出现的时候一样神秘。”
“我起来，拉开窗帘。天很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找着光斑的来处，却看到一只蝴蝶，正在窗前扑扇着翅膀。它时近时远，但就是不会飞走。”
“忽然，我觉着心一阵疼。我心里知道，她那天清晨是来和我道别的。”
泪水再次涌上了她的眼睛。她自觉失态，忙着擦拭脸上的泪水，也试着平静下来。
“好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吧。咱们去找舅舅。”
回到伊莎白小姐的墓地时，我看到两位健壮的工人在雕像和墓石前用铁锹挖了一尺见方的坑。李先生庄重地站在墓旁，手里拿着那只布袋。
一位工人递给他一只铅匣，李先生把信和一只玉镯收入匣内。那只玉镯和白太太手腕上戴的一模一样。
铅匣被安放在刚刚挖好的坑里。填土的时候，我闻到了秋日的木叶与新挖出的泥土混合后令人镇定舒缓的气息。白太太沉默不语，李先生喃喃念道：
“这里也是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