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吴世恭到京城，把自己从登州城里孔有德给的那些字画古董和贵重货物都带来了。除了一部分给了吴府的洪管事发卖以外，其余的都给了薛府的典当行和商铺去发卖。
京城的消费能力也真高，这么多的贵重但难以变现的东西很快就被发卖完毕了。除去一些该给吴府和薛府的差价以外，吴世恭的所得还高于了自己的估价。这京城里的有钱人还是真多啊！
而吴府不光为吴世恭解决了马匹的购买，还让吴世恭通知汝宁军，就近从山东的马政马场和南京的太仆寺等地方去提取马匹，这也确实减少了吴世恭运输马匹的麻烦。
不过这些事，吴世恭也基本上不用自己来操心了。这些天，他就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玩耍呢。虽然这两个儿子都很顽皮，但吴世恭也看出他们的相异之处来。
薛呈麟毕竟从小在侯府长大，做事也是循规蹈矩的。再说已经开始了蒙学，所以一举一动都是有规有据的。而且薛呈麟一直是独生，这次看到自己突然出现的这位弟弟，心中也是欢喜得不得了。他常常牵着弟弟的手，带着弟弟到处去玩。
而吴呈瑛可不同了。吴世恭在汝宁的家毕竟规矩较少，吴呈瑛也常常和来串门的汝宁军高官的孩子四处去野，所以天天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一样到处去疯。
而在这孝期内，吴世恭除了隔三岔五到吴府去露面以外，基本上都待在薛府内。又不能够寻欢作乐，也不能够游山玩水，还不如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虽然孝期内也规定不能够走亲访友，但是严格遵守这种规定也不现实。吴世恭回京城以后，总得拜访一些重要的客人。
秦公公那里是一定要去拜访的。不过吴世恭本来也就准备送一张拜帖，带些礼物过去的，没想到秦公公正好在家，还盛情邀请了吴世恭长谈了一番。
其实从客观上分析一下，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前，明朝各方面的问题是相当严重，但是还没有到致命的地步。
崇祯皇帝本人虽然性格上有缺陷，而且没有接受过太子治国的教育。但是在渡过了适应期以后，凭着他的勤勉。他也学习成长得很快。基本上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皇帝。
一上台杀魏忠贤，立东林党色彩很浓厚的周延儒为首辅，这大大地消弱了宦官集团的权力。这次又立温体仁为首辅，又大大消弱了结党的东林党文官的势力。不提那些副作用，从皇帝独裁的角度来说。崇祯皇帝掌握权力的行为是很成功的。
而对于处理积重难返的大明帝国，也确实很需要一名铁腕的独裁君主。当然。这名君主也要有着很强的能力。关于这点暂且不提。
而之所以会遇上眼前的头疼局面。除了天灾这种不可抗拒力的因素以外，也是因为崇祯皇帝一上台政策选择的错误。他当时选择了首先解决辽东的后金，而且挑选的人选是袁崇焕。
可这能够责怪崇祯皇帝吗？如果当时他选择的是先解决陕西的农民造反军队，会不会有着很好的结果那也是未知数呢。并且袁崇焕也是当时辽东总督的众望所归人选，你让崇祯皇帝还能够选择谁呢？
而之后因为选帅错误，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不是崇祯皇帝所能够控制的。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明朝局面也平静了许多。后金在辽东消化着大凌河大胜的胜利成果呢，暂时没有能力发动新的攻势。而农民造反大军也出于劣势，被明军团团包围了起来。
所以可以这么说。现在崇祯皇帝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军事问题。如果军事问题得到了解决，就算是仅仅解决一部分的话，那也可以大大地缓解明朝的财政问题。
而对于吴世恭，包括崇祯皇帝在内的宫中之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个人道德暂且不说，但是吴世恭能够在每次战斗中做到曝光率这么高，那也是一种本事。而且只要有吴世恭参加的战斗，最后都获得了胜利。因此，对于吴世恭的军事才能，崇祯皇帝他们还是认可的。
秦公公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也想着为主分忧，所以这次秦公公邀请吴世恭长谈，就想听听吴世恭有什么军事见解，并且上呈给崇祯皇帝和王承恩那里作为参考的。
吴世恭倒很坦诚。他对秦公公说：既然目前奈何不了后金，并且又把农民造反军队围住了，那么上策就是，集中明军全部力量彻底消灭农民造反军队这个祸害。
如果消灭不利，那也要把农民造反军队赶回山西和陕西。反正这两个省已经被打烂了，农民造反军队再祸害，也祸害不到哪里去。
最可怕的就是，农民造反军队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腹地。那么他们向东可以威胁大运河，向南可以威胁大明朝的粮仓湖广地区，又有河南腹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那形势就会急转直下了。
而且吴世恭还重点指出，农民造反军队渡过黄河最可能的时间就是，今年冬天黄河冰冻的时候。所以务必请崇祯皇帝特别重视。
当然吴世恭如此坦诚并不是为了忠君爱国什么的。如果明军真的在崇祯皇帝的严令下，彻底把农民造反军队打残或者被赶回陕西的话，那么就有时间让汝宁军再发展几年了。如果是那个结果，那吴世恭做梦也会笑醒的。
接着吴世恭又很坦诚地对秦公公说：万一农民造反军队真的渡过黄河了，那么吴世恭自己一定会中断丁忧，赶回汝宁准备去战斗了。
吴世恭告诉秦公公：这么多年南征北战，吴世恭也练出了一支强军，在汝宁府和归德府也修造了一批堡垒。如果能够得到朝廷大量的粮饷和其他军队支援的话，吴世恭的汝宁军可以做到阻止农民造反大军东进威胁大运河。但是做不到阻止农民造反军队南下湖广。当然更做不到消灭农民造反军队。因为，吴世恭的汝宁军的人数毕竟太少了。
吴世恭如此坦诚，是给秦公公打下了好几针预防针。首先当然是为自己结束丁忧、离开京城背个书。其实是以坦诚的态度博得秦公公的好感，知无不言嘛！最后就是让朝廷对自己汝宁军的实力有所了解。万一到时候汝宁军仗打赢了，但这支强军也横空出世了，而且这支强军还是在一名兵额才一千多的都司手中，这让吴世恭怎么辩解自己没有造反的野心呢？
果然不出吴世恭所料，结束长谈以后，秦公公立刻向崇祯皇帝和王承恩上呈了长谈的内容。其实吴世恭的观点并不出奇，崇祯皇帝身边也有懂军事的顾问，他们也多多少少说过同样的观点。不过这次被吴世恭重申以后，就引起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崇祯皇帝立刻派人传旨，让包围住农民造反军队的明军加紧围剿，并且向那些监军传出了密旨，务必不能够让农民造反军队渡过黄河。
此时，原河南巡抚因为首辅周延儒的离任而被调任，新上任的河南巡抚为玄默。崇祯皇帝也向玄默下达了圣旨，让其组织起河南本地军队，防止万一农民造反军队冲出明军包围，可以堵住他们渡过黄河。
在吴世恭的推动下，明朝朝廷比历史上更重视农民造反军队的渡河了。可这究竟能不能改变历史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谜。
当然，崇祯皇帝等人对吴世恭后半截打预防针的话也忽略了。相对于国家大事，吴世恭到底丁忧不丁忧，那确实就是一件忽略不计的小事了。
吴世恭参加的另一场就是周世昆等南城兵马司武官的宴请。此场宴请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更因为吴世恭身在孝期，所以也根本没有请什么陪酒的小姐，连酒都没有喝多少。
但是在宴请的酒楼中却发生了一场趣事。吴世恭在更衣的时候，遇上了一位从归德府赴京参加明年会试的举人。那举人名叫司其言。
崇祯七年正是朝廷会试的时候，各地举人纷纷赴京赶考。不过邓启帆已经再次放弃，因为他在汝宁军有着这么高的地位，已经对进士什么的没有什么兴趣了。
而司其言却是当时龚浩然为教谕时的一名秀才弟子，也得到过吴世恭的资助，在吴世恭和龚浩然交往的时候，司其言也与吴世恭见过几面。当然后来他也考中举人了。
司其言也正好在这家酒楼与同年切磋时文诗词。一见吴世恭，他立刻上前来拜见。说实话，吴世恭一开始还没有记起司其言是谁。
不过一听司其言自我介绍以后，俩人立刻有种他乡见故知的亲切感。司其言万分亲热地把吴世恭拉进了同年聚会的包间，而吴世恭也很客气地向司其言的同年敬了一杯酒。
不过当司其言的同年得知吴世恭是名武官的时候，他们有些人的脸上就忍不住露出鄙视的神情来。司其言当然要为吴世恭挣面子，他就大肆宣扬吴世恭资助县学，宣扬教化之功来。可是司其言的那些同年还是有些不以为然。
没办法，吴世恭只能够自己为自己挣面子了。当他说出自己也有着秀才的身份，更主要是说出了自己的老师是圣衍公以后，所有在场的举人们都是目瞪口呆。
当吴世恭离开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暗自好笑：这打脸的经过确实太爽了啊！怪不到现代的网文中，这种桥段是经久不衰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