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此时的赵昺与两人谈话，总觉的有股如鲠在喉的感觉，让他不由的怀念起老师邓光荐，那是个直脾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不知道委婉为何物。而当时自己却因此与其发生了不少误解和争执，还多亏应节严在其中周旋，否则以他年幼时的‘暴脾气’，只怕当初早就将其逐出帅府了。
不过这么多年过来了，赵昺也逐渐懂得这些臣僚们说话的方式。首先要仔细斟酌，话语中不能出现违禁或是僭越的词汇，否则不管你说的对错，都要遭到弹劾，甚至丢了小命；其次要学会察言观色，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三是说话要拿捏好分寸，有事不能直言，要懂得‘委婉’，说的直白点就是藏半截、说半截，试探着来，以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赵昺对这种攥着拳头大家玩儿猜谜的游戏，十分无奈，耗时耗神倍觉辛苦。你要从一堆废话中抓住关键词，找到要点，才知道其要说什么事情。而后还要仔细分析，其如此说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此谈话就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双方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从中寻求解决之道，冗长的谈话往往要持续多个回合才能有结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非没有好处，起码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不会一下子弄僵了，导致难以继续商议。而赵昺也从其中受到‘磨砺’，学会谈判的技巧和说话的艺术，能用隐晦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让臣僚们能体会圣心，知晓圣意，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臣子们也要表现出足够的睿智，若是你没有从看似无意的话语间猜到皇帝的意思，或者会错了意，那就别怪皇帝没有给你机会，丢官不一定，一条冷板凳却是坐定了。赵昺认为这其实就是上位者的甩锅大法，事儿办错了，那是你当臣子的做错了，而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锅当然扣不到自己的脑袋上。
当然能够上殿议事的官员也皆非易于之辈，哪个不是混成了老油条，让他们轻易背锅也非容易的事情。自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成了背锅侠。当然也有人愿意做，勇于替皇帝背锅，而这种人赵昺却也不敢用，如秦桧替高宗背锅、王黼为徽宗扛事，都是有极强的权力欲和目的性，他替你背了锅，结果你可能就送了命。
刚刚双方的谈话其实也是暗藏机锋，重新恢复三省，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赵昺却点出那可不一定。因为粗看像是在分相权，但实际上对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分割，因为他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任何一项制度到了精明的帝王与权臣手中还是会找出无限的纰漏。
皇帝可以用使臣、内官来代越，权臣则通过儒学门第这一工具轻轻松松跨越，从而一掌权利。徽宗还搞出一个‘御笔’制度，是自己可以绕过一系列制度，来直接下旨到事务部门，让当时即便权倾朝野的蔡京也无可奈何。
而有人会说三省制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制度的雏形，是十分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你一个穿越者应当十分明白，为何还会犹犹豫豫，不是傻，就是傻啊！可身处其中的赵昺却明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与现代的三权分立真不是一个概念。
三省六部是一个行政整体，而三权分立中三权是平等的，与三省六部是有明确的不同。三省中，中书省起的是议政、草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取代了帝王朝议的权利；门下省则是对相关草诏进行复审，实际上是取代了相权中的部分权利；尚书省则是实际的执行机关，六部则是尚书省中中的执行部门。从中不难看出中书、门下似有议会、监察机关的功能，但实际上还是有着区别。
首先立法权实际上依然保留在帝王手中，门下的监察功能更像是相权用以对抗皇权的工具。而尚书省作为实际执行机关，似乎被排除出了帝权与相权的角逐。但实际上尚书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相权与帝权的微妙平衡，尚书主官是对帝王负责，而六部则是对相权的唯命。
所以赵昺私以为三省六部是同时对皇权与相权的重新整理与分配，并不与三权分立扯上啥关系。且从现代的角度看，三省制似是很科学，但问题是行政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得不到体现。而尚书省的权力过大，毕竟统率六部的是尚书省，有架空皇帝的危险……
“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劳，则乃是臣子之过啊！”谢枋得叹道。
“朕疲惫之时也曾想过，君放手以吏治民确可让朕轻松一二，但常有官吏行为不端，以致伤民，而怨朕昏聩，如此也难心安。”赵昺也轻叹道。刚刚他已经放出风声了，自己太累想要将权力下放，可又担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王应麟言道。
赵昺对于这些爱吊书袋子的士人们有时真的很无语，常常引用些艰涩难懂的圣人言，若是前些年他听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云何意。好在这些年经过刻苦学习，也能知晓一二。这里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讲，君王的职责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职责是管理百姓，官吏有问题，不能责难百姓，要向官吏问责。百姓那儿有什么事，诸如失火这一类意外，是官吏的失职行为，要问责，而意外失火时官吏的职责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样的话国家的管理便能纲举而目张。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陛下所忧，亦正是先贤所忧也！”王应麟轻笑着也跩了段文道。
赵昺明白他这段话讲的道理，其实说的两件事儿：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而驺与虞是指养马与赶马的马夫，说的是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商鞅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
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