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 ！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而如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讲述的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为了能将其铲除，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个‘二傻子’，其费劲巴适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实中就像包公审案中诉讼两方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及“那厮你怎么不跪！”的戏码在现实中都不会出现。
赵昺知道按照现代人的研究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事实上，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臣僚们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礼，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不过他们却不能坐着，只能站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他们的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老包估计早就鞠躬尽瘁了。
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只不过叫做‘试法官’。考试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
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及格，且标准很高，绝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
所以《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宋时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乃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历史是军政幕府虽然还有保留上，却是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说明宋朝已经在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行政、司法机构，当然不需要行政幕府赞襄了。
“包公戏”中的包拯，是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于一身的权力大的吓人的超级法官，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当庭就问个清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地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就将罪犯斩首了。以此类推，既然有了专业的司法机构，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程序性错误了。
宋朝的国家制度设计上讲究的是分权与制衡，在司法制度上一样也得到体现，因此太祖立国时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反说的司法程序。
首先，侦查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兼任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知府或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这才是标准程序，但还不算完，被告人依然有‘伸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