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的第六个问题是，报告说，责成黄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为什么只是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呢？为什么没有省委呢？难道省委就没有责任了吗？刚才不是说了吗？党政应该同责啊，在某种情况下，党委的责任还应该大一些啊。”我说。
“你在省机关呆了那么长时间，是白呆了的啊。你要认真读报告啊，我怀疑你没有用心读。”我的大学同学、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的、凌河大桥垮塌事故调查组成员杨明亮说。
“怎么白呆啊？怎么没用心读啊？”
“说你还不服气，你看清楚了没有啊？是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不是党中央的。如果是党中央的调查报告，才可以让省委作出深刻检查啊，怎么你连这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说你在省机关白呆了那么长时间，你还不服气。”
“正因为我过去在省里工作过，我才知道，国务院布置的工作，省委也是高度重视，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的啊。”
“省委认认真真抓贯彻落实是一回事，写在书面报告里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杨明亮说。
“你的意思是，国务院没有权利批评省委？”我问。
“应该有权利。”
“堂堂国务院官员，你怎么说话模棱两可啊？请你明确告诉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
“还是模棱两可啊，看来，你自己也拿不准啊。”
“有。”杨明亮说。
“既然按你说的，国务院有权利批评省委，那为什么不在报告里明说呢？”我问。
“书面用语，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那省委的责任呢？我不是对省委有意见，我是就事论事。”我说。
“在黄长省的管辖范围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省委当然有责任啊，而且要承担重大责任。党中央要求更严，省委要痛定思痛，要向党中央作出更加深刻的检查。只不过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我们调查报告的范围，我们没有写在报告里面。”
“我问的第七个问题是，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为什么拖得这么久？”
“不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我们办事拖拉，一份报告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可置身其中的我们，酸甜苦辣，寝食难安，就一言难尽了。”杨明亮说。
“怎么一言难尽啊？”我问。
“首先是在大桥垮塌主要原因的认定上，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凌河大桥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稀乱。我们请的各方面专家，看法也不尽一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开了多次分析会，就是达不到共识。”杨明亮说。
“社会上，有人经常吐槽专家，对专家有些不屑。但就我们请的专家来说，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力、有权威的，有的还是有国际声望的。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说的也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杨明亮说。
“可令人伤脑筋的是，他们的看法不一致。还互相不服气，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好端端的分析会，弄得不欢而散。”杨明亮说。
“你们顶级单位召开分析会，还弄得不欢而散啊？”
“是啊，别以为在金字塔塔尖，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一切安好。”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呢？”我问。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是非曲直我们不好判断，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智力。”
“什么智力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杨明亮说。
“什么办法啊？”我问。
“我们把专家说的大桥垮塌的各种原因，一一列出来。分别召开了三次专家分析会，请了不同的专家对大桥垮塌原因进行会诊。我们像发选票一样，让专家对大桥垮塌的原因进行打勾。说好听一点，就是由专家无记名投票。”
“这管用吗？”
“不管管不管用，我们最后采用的就是专家投票最多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布的这个原因。”杨明亮说。
“好有意思啊。”
“专家们引经据典，都说的有道理，我们又不懂，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了。对各方面，我们也好有个交待，也说得过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说。
“你别笑我们，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实话实说。”
“你们时间拖得这么久，还有别的原因吗？”我问。
“我们时间拖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单位人员责任的认定上。单位的责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职责可以很好地判定出来。但对具体的个人责任方面，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杨明亮说。
“譬如说，需要承担责任的单位，有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处室，各科室，各班组，具体的人，我们本着绝不漏掉一人的原则，都要仔细地一一甄别，一一分清责任。这个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时间耗得很多。”杨明亮说。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问。
“有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杨明亮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追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杨明亮说。
“这很好啊，旗帜鲜明啊。”
“说是这么好说，可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啊。”
“什么难度啊？”
“往下追还好说，往上追就不好说了。”
“怎么不好说啊？”
“我不说你也明白，说是上不封顶，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还是要封顶的，我们不可能不封顶啊。”杨明亮说。
“是不是止步省这一级啊？”我问。
“对，你很聪明啊。你从报告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就是追到省这一级。省以上的，譬如说，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及其具体人员，只要没有受贿的，我们都没有追究。”杨明亮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没有责任呢？你想想看，花了30多亿的大桥垮塌了，死了那么多人，不说其它的，至少可以说监督检查没有到位吧，至少可以责任追究吧。”杨明亮说。
“我们调查组内部意见很一致，就是追到省一级。小刚，我们总不能把板子打到我们自己头上吧。”杨明亮说。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啊。”
“看来，你有点批评我们的意思啊。”
“不敢。我哪敢批评你们啊？批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虽然我们没有继续往上追，但我们还是很负责的。我们以调查组的名义，给国务院的相关部门发了提醒和建议函，请相关部门注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眼睛向下，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监督检查，多督促整改，避免悲剧重演。”杨明亮说。
“你们很负责啊，对自己要求很严啊。”
“谢谢表扬。”
“该表扬的还是要表扬，该说的还是要说，尤其是对你这样的国家高级干部。”
“什么国家高级干部？高级个屁！说起来在国务院工作，可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杂的，接电话跑腿写材料打扫卫生干粗活的。”杨明亮说。
“不管怎么说，你在国务院工作，说起来如雷贯耳，让人肃然起敬。我在贫困县工作，说起来就心虚，底气不足啊。”
“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县委书记同志。”
“不愧是国务院干部啊，思想觉悟高，认识深刻，理论见解高。谢谢赐教。”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明亮说。
“还有其它的原因吗？”我问。
“有，第四个原因，就是说情风。不说调查组的正副组长，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在北京，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一大群的处级干部，就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找过来，弄得我烦不胜烦。”
“你跟人家开绿灯了吗？”
“我既没有那个胆量，又没有那个权力。找我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还有什么原因？”
‘基本上就这些。”
“那个德国的可思曼联系得怎么样了？”我问。
“已经联系上了，我在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馆里，有个朋友，她的德育说的比我们汉语还好。你去德国时，她会去机场接你们，还会请你们吃饭，然后带你们去找可思曼。我请她尽量跟可思曼做工作，尽量把泉水系列开发项目谈成功。”杨明亮说。
“我私下里有个想法，还没来得及跟你商量。”杨明亮说。
“什么想法啊？”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项目做大一点。如果项目能成功，我们请两国总理都出席合同签订仪式。”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我要请你喝酒，喝死为止。”
“别吓我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个不老不少的。我喝死了，他们怎么办？”
“壮烈牺牲的家属，有国家，我们可爱的祖国照顾啊。”
“喝酒喝死了，能叫壮烈牺牲吗？”
“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叫壮烈牺牲啊。”我说。
“你想得美。”
“别人是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们是宁可喝酒死，做鬼也风流啊。”我说。
“谁说跟你喝酒死啊？我告诉你，我戒酒了。”
“戒酒好啊，戒酒好。阴间又少了两个酒鬼。”我说。
“你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老说喝酒啊，喝死啊？怎么不说一点健康有趣的、有高尚情调的事呢？”
“悉听遵命，我问你，你那个德国大使馆的朋友，是男是女啊？”
“你问这干什么啊？”
“是男是女，我总不能空手见她吧，我总要跟她准备一点小礼品吧。”
“她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缺，你用不着准备什么，别搞的太俗气了。”
“那我总要知道是男是女吧。”
“好吧，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不是男的。”杨明亮说。
“多大了？结婚了没有？漂不漂亮啊？”
“只要能跟你办事就行了，你问这些干什么啊？对你有用吗？你一个人在穷山沟是不是闷骚啊？有空你到京城来，我带你逛八大胡同。”
“你说得好难听啊，好吧，我不问了。”
“这就对了嘛，你们到时会见面的，见面了，你不就知道了？好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如何带领50万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上，别七想八想的。别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谢谢国务院官员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