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我们没找到活干。”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向阳说。
“你们肯定是舍不得花钱住旅馆的，你们住哪呢？”纵捭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矿业公司工作组组长沈宁西问。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们两人就到县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长条椅上，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毫不气馁，继续找活干。”卢市长说。
“你们找到活干了吗？”沈主任问。
“俗话说得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花有荣枯之期,水有无尽之流。”卢市长说。
“这么说，你们找到活干了？”沈主任问。
“是的，找到了。我们在县城最大的一个餐馆，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包吃包住，还给工钱。我们干的活，主要是帮顾客倒茶、点菜、上菜、收拾桌椅，还顺带洗碗搬东西什么的。”卢市长说。
“当时服务员上班可以两班倒，为了多挣钱，我和兰花都不倒班，两班连轴转。”卢市长说。
“你们不累吗？”沈主任问。
“累啊，怎么不累呢？可我们毕竟年轻，随便打个盹，就可以恢复大部分精力，干活的时候依然有劲。”卢市长说。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忙碌着，因为有工钱，我们虽然累，但快乐着。我们只知道打工挣钱，几乎忘记了所有的事情。只到有一天，我父亲找来。”卢市长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通信非常落后，手机是奢侈品，电话都不多见，你父亲是怎么找到你们的呢？”沈主任问。
“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啊，我父亲跟我们一样，同样舍不得花钱搭车，也是很早起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县城来的。走到县城后，我父亲就沿街挨家挨户问，问到我们打工的餐馆，就找到了我们。”卢市长说。
“你父亲找你们干什么啊？”沈主任问。
“送我和兰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父亲担心我们打工，忘记了上大学的事。那时候，学校和我们村都没有电话，我父亲就隔三差五往学校跑，问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卢市长说。
“我的通知书是先到的，我父亲又跑了学校几次，才等到了兰花的录取通知书。我父亲一直等到大学报到的时间快到了，才进城来找到我们，通知我们回去，准备上大学。如果我父亲不来，我们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把上大学的事给忘记了。”卢市长说。
“父亲同样舍不得花钱住旅社，我跟父亲说好了，父亲在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找他，然后一起走回去。我们跟餐馆老板接完工钱后，在餐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刚走出餐馆，父亲已经站在门口了。”卢市长说。
“父亲没有手表，他不知道等了我们多久。我们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父亲等了多久。为了不让我们再走到县城来买票，父亲已经提前跟我们把去大学报到的车票买好了。我们三人就一起上路，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卢市长说。
“走出县城，父亲嫌我们走得慢，就要我们走路小心，自己就一个人先走了。我和兰花会心一笑，就牵着手，有说有笑，慢慢吞吞往家里走。日子虽然过得不怎么样，但我们很快乐。我真希望，就这样一直牵着兰花的手，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卢市长说。
“我没问过兰花，是不是愿意这样牵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我觉得，在兰花心里，肯定是愿意的。”卢市长说。
“那后来你问了吗？”沈主任问。
“没问，我觉得这是很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没必要问。”卢市长说。
“那也是。”沈主任说。
“我现在有自己的专车，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但我每每从车窗外，看到山里的、农村的男女牵着手走路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并且从心里祝福他们，一起走好。”卢市长说。
“你们一起走好了吗？”沈主任问。
“你们别急，我慢慢跟你们讲。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人详细讲过，我的情感故事。我的情感故事一直尘封在心里，打算让她继续尘封着。今天，不知道拌动了那根神经，一下子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卢市长说。
“不多啊，你还没讲完呢。”沈主任说。
“我继续讲吧，如果你们不想听，就说一下，我就不讲了。”卢市长说。
“我想听，就是请你讲的啊。”纵捭集团生产经营部部长、矿业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洪旺盛说。
“我想听。”我说。
“我想听，您讲完后，我还想把我的故事讲一下呢？”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志说。
“我报到的时间，比兰花报到的时间早几天。我先走，我背着背包，拎着一个破旧的大包。兰花也帮我拎着一个包，我们就一起朝县城走。”卢市长说。
“这么远的路，拿这么多东西，你们走着去啊？”沈主任问。
“是啊，不是说了吗？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卢市长说。
“我们一起有说有笑的，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休息完后，再接着走路。我们就这样一起走到县城，走到了长途汽车站。”卢市长说。
“长途汽车是第二天早晨开，我跟兰花就在候车室里呆了一晚上。早上，我对兰花说，你早点回去吧，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去了。我话还没说完，兰花就哭起来了。”卢市长说。
“我们把行李放到长途汽车上，车还没开，我从车里下来。对兰花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报到了。兰花什么都没有说，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无所顾忌地抱着我哭。”卢市长说。
“车开了，我看见兰花还在哭。我鼻子发酸，也忍不住流泪了。我们就这样互相挥泪告别。”卢市长说。
“还是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情感人啊。”沈主任说。
“从不到7岁开始，我们六年小学同桌，初中三年同桌，高中三年一个班，整整十二年，我们从来都在一起，从未分开过，这一次是真的分开了。所以，我们都很伤心。”卢市长说。
“后来怎么样？”沈主任问。
“我跟兰花虽然不在一个大学，但好歹在一个城市。我按照出发前的约定，到车站接到了兰花，跟她拿着行李，转了几道车，又走了两公里多路，把她送到了大学。我跟她报了到，到了她的宿舍，跟她一起放好行李，把床铺好后，才离开。”卢市长说。
“兰花送我出来，我们互相勉励说，好好勤工俭学，争取不让家里负担，好好把大学读完，再找份好工作，不再过穷日子，苦日子。”卢市长说。
“你勤工俭学怎么样？能挣到上大学的钱吗？”沈主任问。
“我先申请了困难补助，又到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报了名，有事请他们通知我做。我也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佩戴着校徽，拿着学生证和一块写着家教的板子在人流多的地方摆地摊。”卢市长说。
“这活我也干过，有人找你家教吗？”沈主任问。
“我所在的大学，虽然没有清华、北大那么有名气，但也是国家一流的大学，也是这个省最好的大学。地摊摆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个小孩家长聘请了我。”卢市长说。
“这是我的第一份家教工作，我很负责，很认真。我教的是个小学三年的小男孩，小名叫考考，很调皮，学习成绩很差，又不用心学，他的父母很头疼。小孩的家庭条件很好，他的父母望子成龙，跟我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卢市长说。
“什么条件啊？”沈主任问。
“以二年级的全班成绩排名为标准，语文数学分开计算。除了按照大学生家教的平均标准支付家教费外，每前进一个名次就奖励50元钱。别看现在50元钱分量很轻，可我们那个时候的50元，是一笔很大的钱。”卢市长说。
“我没有精确算过，当然也算不清楚。给我的感觉，那时候的50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到5000元。”沈主任说。
我，纵捭集团生产经营部部长、矿业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洪旺盛、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熊运弢、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志、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庭、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谭新标都赞同沈主任的说法。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兰花，后来教过很多同学答题，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不仅教这个小孩学习，还带他一起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有意无意就引导到学习上来，以提高他学习的兴趣，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教于乐。”卢市长说。
“我不仅教这个小孩，还做校勤工俭学办公室推荐的事，还在外面发各种宣传资料。总之是，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干。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天生的就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或者说，祖祖辈辈一直习惯了脏、累、苦。”卢市长说。
“三年级上学期下来，我教的这个孩子语文由班上倒数第一名，进到了倒数第九名，数学由倒数第一名进到了倒数第十名。除了正常的家教费外，语文进了八个名次，奖励了400元。数学进了九个名次，奖励了450元。”卢市长说。
“开家长会时，学校老师还专门表扬了我教的小孩，顺便还表扬了小孩的家长。原来开家长会总是挨批评的家长，这次也是抱着挨批评的心态去的。第一次突然得到了表扬，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他们一高兴，又奖励了我150元钱，一共奖励了我1000元。”卢市长说。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啊。”沈主任说。
“是啊，这是我第一次挣这么多钱。我也深刻地认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我高高兴兴坐了四道车，辗转三个多小时，到了兰花的学校，跟兰花讲了这件事，给了兰花500元，让她留400元用，寄100元给家里。为了跟兰花保持平衡，我也给家里寄了100元。”卢市长说。
“一个大学生，不仅不要家里给钱，还要给家里寄钱，不简单啊。我上大学的钱，都还是我们家里给的。”沈主任说。
“人跟人不一样，命运跟命运不一样啊。你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是山里穷苦人家的孩子啊。”卢市长说。
“兰花的勤工俭学怎么样？她能挣够上大学的费用吗？”沈主任问。
“兰花主要是去大学附近的餐馆当服务员，平时是钟点工，周末就做全工。学校也有困难补助，生活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她是女孩子，买新衣服、化妆品之类的开销还不够。通俗的说法是，基本温饱问题能解决，但往上走就很难了。”卢市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