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七国之乱——第二十九节 刘濞收场(二)(1/1)

按照刘濞的本意,这一仗不会持续时间太久。

可打着打着,他发现问题很严重。他似乎陷入了个怪圈,冲上一队,死一队;投入一拨,陷入一拨,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泥沉大海,总收不到“城破”的消息。

刘濞焦急地在大帐里踱着。他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最为薄弱地地点,何以会如此顽强?

随着时间的延长,刘濞渐渐绝望。

然而他不愿意收兵,也不敢收兵,因为已没有了退路,只求再拼上一阵,能实现预定目标。

此时的他已成功转型为赌徒,并且是输红了眼的赌徒。

这一仗,持续到天方大亮。当刘濞再次看清城头时,气的差点吐血。长叹一声:中计了!

绝望地望了一眼尸横遍地的吴楚大军,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有气无力地下了道命令:鸣金收兵。

这仗不能再打了。使完了所有招数,也用尽了最后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吃光了的存粮。这次夜战不成,造反事业基本上就该收场了。

刘濞向昌邑城投上一瞥后,下了最后一道军令:退兵!

此时他,只求尽快返回吴国,整顿军马,以期联络南越诸国,割据东南。

但为时已晚。花光了所有的本钱,想再翻本基本很难。

打仗需要吃饭。走路一样,一日三餐,顿顿少不了。但刘濞手中的存粮,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随着这道“军令”,吴楚大军彻底崩盘了。

先是饿死一大批(士卒多饥死)。后是跑了一大批。三十万大军。被刘濞搞的溃不成军。

就在此时。周亚夫却伸了伸懒腰,率军出城,跟在刘濞的身后一路砍杀。

吴楚大军饿的腿脚发软,连走路都很困难,更别指望抵抗了。

周亚夫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手,不单自己热衷与此,更喜欢让同伴们都参与进来。

就在他临出城前,没忘记给梁王刘武送去了道军令:出城截敌。

刘武收到这条命令后。张嘴就是一顿臭骂。早些天你不帮我,现在我也懒得理你。

没等刘武骂完,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韩安国。

韩安国眯着眼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战,大王劳苦功高,今吴楚败亡之际而不出军,徒让周亚夫夺了军功,实为可惜。

刘武一愣:嘿,你说的不错。当即调拨大军,开出了睢阳。

如此一来可苦了刘濞和刘戊二人。仅周亚夫已让二人很是头疼,现在刘武也参与了进来。大有包饺子的意思。

没等二人反应过来,吴楚大军早已乱成了一团。都慌不择路地忙着逃命。相互践踏,溃不成军。

刘戊观此景象,绝望地摇了摇头,说了句“吾军败矣!”然后拔剑抹了脖子。不得不承认,他办事挺利落。

可刘濞不甘就死。

但他的举动让人不敢恭维,仅带千余人,甩掉众军,撒腿就跑。走彭城,过广陵,途经吴国,未做停留,直奔东越。刘濞一跑,败军就地缴械,投降汉军。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惑。

疑惑一:那个叫周丘的人不还在折腾吗?刘濞为何不去找自己这位老下属?应该说,刘濞也动过这个念头。可思来想去之后,最终放弃了。因为周丘手上的人马,是人家自力更生的结果,和他刘濞没丝毫关系。如果愣头愣脑去找周丘,混的再好,最多能当个傀儡;混的不好,结果就很难说了。更重要的是,他和周丘也没什么私人感情。

疑惑二:刘濞跑回了吴国,为何不组织军队和周亚夫一搏?事实上,这只是凭空臆想而已。因为刘濞当初几乎带走了吴国所有男丁(十四岁以上、六十二岁以下),并且一股脑撂在了半路上。这个时候,别说组织军队和身后的周亚夫干架,就是这些父老乡亲们也会把他活剥了。因此,回到吴国后,不敢逗留,甩开膀子接着往南跑。

疑惑三:那么多外藩,刘濞为何偏偏选择了东越?实际上,这个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他和当时的东越王烧过香、磕过头、拜过把子。甚至在起兵反叛时,东越还派了一支增援部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更重要的是,东越不属于汉朝的地盘,刘濞此举可称为“流亡海外”或“政治避难”。

然而,刘濞自认为这个不错的选择,还是葬送了他的老命。

只能说,刘濞眼光太狭隘。“政治避难”这种事,弱小国家是做不来的。就如现在,捐款出逃的经济犯也很少选择泰国、老挝、新加坡这些国家。说白了,这里不安全。说不定你刚跑到这里,铺盖卷还没展开,就会被扭送回来。经济犯还是如此,更别说政治犯了,那“回国”速度会更快。

刘濞就亲力亲为地做了一次示范。他刚跑到东越没几天,就被东越王找个机会砍掉了脑袋。然后一路向西,送去了长安。这也怪不得东越王,人家也没办法,都是为了活命而已。

主要人物都介绍完了,但还有一个配角的结局还没交代。这个人就是周丘同志。

当初,周亚夫派韩颓当南下破坏吴楚粮道,刘濞也连忙让周丘阻拦。就这样,周丘和韩颓当把躲猫猫游戏一直玩到现在。刘濞一口气逃到东越后,周丘失望了,他没想到这些藩王们如此不济事,还没怎么着呢,都纷纷缴了械。

既然吴楚大军不复存在了,也就省了粮路问题。周丘不愿意陪韩颓当玩游戏了,因此他决定返回下邳。可由于心情不佳,又惊有惧,还没回到下邳城,就因后背生毒疮而死,其军也一哄而散。

这次七王之乱,除了刘遂闹的时间久一点外,其余几路也就折腾了三个多月。当然,这些当事人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叛乱被平定后,汉景帝刘启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封国的官员任命权和赋税征收权。并且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至此,诸侯王的地位基本与汉郡无异。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折腾,也为后世那个“推恩令”的施行,奠定了基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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