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将军来了。”叶楚楚对担架上的孙珲说道。
孙珲转头望去，看到一队宋军骑兵簇拥着一个骑枣红马的宋朝将军向这边走来。
面前的这个将军头戴凤翅兜鍪，身穿朱漆山字甲，年纪约四十岁左右，但面容清瘦，身形略显佝偻，颇有老迈之色，而且眼神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孙珲看到他之后，听叶楚楚说他姓吕，便知道这个人应该就是吕文焕了。
叶楚楚对历史所知不多，关于襄阳大战里的宋军重要将领的了解，也就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面描写的在大敌当前时还在一力“安抚”两个小妾的安抚使吕文德了，对和吕文德差一个字的吕文焕，则是一无所知。
孙珲知道，金庸之所以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里面把襄阳宋军的主帅人为的由吕文焕换成了吕文德，包含了对吕文焕这位为昏庸的南宋朝廷竭忠尽智之后终于还不免作了“贰臣”的将领的同情，是以不想让他再在小说里继续承担莫须有的罪名。
史书上记录的襄阳之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带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襄阳地处南宋所恃长江天堑的咽喉要冲，是蒙古征服南宋必须要夺取的地方。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认真讨论、反复琢磨伐宋计划。就攻击路线而言，他们认为要避开棘手的“空白的障壁”而选择汉水流域。自然，蒙古军攻击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在了汉水中游的要冲——襄阳及其对岸的樊城这两大城市上。这一计策是由从南宋转投蒙古的降将刘整提出的。只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大部队进攻，无论是谁大概都只能想到汉水流域。忽必烈做出了这一理所应当的选择，而南宋自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以阿术为主将、以汉人部队统领史天泽为副将，从河南平原向西南出发了，这支人数约有十万的“蒙古大军”，首先包围了汉水左岸的樊城。
南宋一方十分重视这两个城市，将其作为保卫国土的前线据点，做好了迎战的充分准备。管辖着长江中游流域和汉水流域的京湖制置司吕文德与南宋宰相贾似道关系密切。他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为了击退来势汹汹的蒙古大军，将以私人军队为主体的最精锐部队交给了党弟吕文焕，同时将大量的军饷、装备运进城内，准备通过持久战，将蒙古大军的进攻就地拦截下来。
襄阳、樊城之战虽为首战，但从一开始就带有两军决战的色彩，在前后大约六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为了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但奇怪的是，蒙古大军非但几乎没有发动进攻，反而开始大兴土木。
十万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寸土必掘。先是挖壕并将泥土垒砌起来，到处都建起用来监视敌情的墩台。吕文焕率领的南宋守军打算拦截阻击的计划落空了，他们惊愕地看着蒙古人的行动。而当他们发现这一动向的时候，在襄阳、樊城两大城市周围已然出现了绵长的“环城”土墙。
此后，土墙日益牢固，襄阳的南面出现了两大包围圈。蒙古军队的大本营及各部队指挥机构设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和山丘上，这些据点连接起来形成的包围线有百余公里之长。而且，蒙古一方在各个军事、交通要塞建起了堡垒和“临时城池”，共计四十余处，在汉水的江中也搭起了堡台，并在与两岸要塞之间的位置打上桩子，起到封锁的作用。这样一来，襄阳和樊城这两座城市与外界便完全隔离开来。
蒙古大军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成为重点武装地区的包围网一带及其外侧，广泛分布着蒙古各支军队的营地，兵士们在这里开始了“生活”，而完全不见进攻之势。
相反，发起进攻的是守城一方。当樊城守将张汉英和防守襄阳的吕文焕迫不及待地率军出击之后，位于壕垒后方的蒙古大军躲在壁垒之后，发动密集的弩炮、弓矢，甚至各种火药武器的攻击，而绝不与宋军进行亲自挂刀上阵的肉搏战，使得守城一方除了不断引兵出击之外别无它策。
此外，蒙古人也并未将所有兵力全都部署在包围线上，而是根据形势需要派兵前往开封的兵站基地，甚至渡过黄河前往北方根据地，或是回到首都的忽必烈身边。而环城的守卫也采取了轮班制。
襄阳、樊城被“土之城墙”这一复合体渐渐包围，宋军在沉不住气而主动出击之后，又被蒙古军的“远程武器”再次击退，这与普通的作战方式截然相反。在这种空前的战术之下，守城宋军的士气渐渐消沉下来，相反，连各种商人、游方艺人都来到了长期驻扎在城外的蒙古大营中。襄樊近郊一带俨然开始呈现出了战争时活跃发达的经济城市之景。
战斗只是随意地偶尔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平浪静的状态仍在继续。实际上，蒙古一方已经突然开始了下一个布局，也就是水军的建设，这也是出自刘整的建议。
南宋军队中实力最强的便是水军。与金国南北对峙约一百五十年之后，以南宋最大的“北部防守”屏障——长江为首，包括汇入长江的诸多河流上，有许多巡航监视的水上部队，它们当时已经发展成了可以称为“常备舰队”的规模。南宋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而拥有的舰队战斗力，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注目的。
对于忽必烈而言，他必须考虑要如何与这样强大的水上力量对抗，因此，水军的建设也不可避免地被提到日程上来。忽必烈决定以刘整为核心组编一支足以和南宋水军对阵的蒙古人的强大水军。